长期以来，“做大做强”的理念一直贯穿在我国商业文化中，而且与“做强”相比，“做大”更是排在前面。在此理念的浸染下，各类金融机构也以资产与业务规模的扩张，以寻求全国乃至全球布局为终极目标。在“求大”文化的竞争演进中，“求小”似乎变成了自甘落后，并且往往被看作与失败的命运距离不远。

　　这一点在商业银行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一些大型银行来看，在“大而不倒”思维的影响下，一度以资产规模、市值名列世界前茅为荣，却没有看到前车之鉴：1988年曾排名世界前6位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三和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在国内危机与全球银行业变迁中黯然退场，到2010年排名世界前20位的银行中，日本只剩2005年组建的三菱日联银行勉强居于世界第11位。

　　对于银行占绝对主导的中国金融业来看，片面追求“做大做强”或“抓大放小”，其带来的危害是深远的。从机构自身来看，往往会陷入以规模拼市场、忽视服务质量和主动创新的困局。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流动性经常过剩的情况下，诸多部门和领域会出现金融供给短缺，尤其表现在那些落后部门或小企业身上，这就说明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实现资金的供求配置均衡。现在，我们强调金融改革转向“抓小放大”，实际上有几方面的内涵。

　　首先，改革思路要充分重视“自下而上”的路径。迄今为止，推动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径仍呈现“自上而下”特点。然而，基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大思路能否成功，前提是监管部门具有超常的智慧和魄力，这显然并不现实，由此，推动金融改革更需要源于下层的“小智慧”。当然，我们所说的“自下而上”改革，并非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导式的发展，而是真正来自民间的草根金融创新，为整个金融改革奠定丰厚的基层土壤。

　　其次，在整个金融机构体系中，我们最缺少的是小型机构和零售机构。多数银行机构致力于成为卓有成效的批发银行，即使近几年打造零售银行的呼声不绝于耳，实际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对于健全的银行体系来说，小银行起码在数量上应是绝对主流，如美国社区银行虽然屡遭危机冲击，但仍占据85%左右的比重。除了银行机构，能够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其他各类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我国也发展缓慢，如消费金融、融资租赁等主体。

　　再次，就金融业服务对象来看，远未形成面向小客户的金融支持机制。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相呼应，通常是快速扩张的大企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引起“求大”的金融支持模式。而在我国逐步向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社会迈进之时，相匹配的金融机制未有实质进展，因为在这种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大企业已难以支撑就业，加之投资增速放缓，只有众多小企业和居民才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角。由此，重视服务小微企业和居民，不仅是强调多几家小机构和开展一些产品创新，而在于为其创造一整套金融解决方案，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需要。

　　第四，在金融机构内部，还存在诸多非市场化的“小”问题，被排除在机构发展的“大战略”之外，但足以使改革遭遇挫折。例如，银行人事制度官僚化，一些金融机构成为解决官员再发展的载体，形式上的严格风控掩饰了决策机制缺陷等。这些或是老生常谈，或是被大战略视而不见的小现象，却极易使得银行改革成为利益固化的工具，而非服务大众。

　　最后，“求大”与“求小”之间的边界不清晰。我们强调重视“小”的要素，并不简单排斥“大”的方面。“求大”与“求小”建立在金融体系不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例如，大银行的最优客户天然就是大企业，主板市场的最佳融资主体也是如此，以行政压力推动它们增加对小企业的支持，反而会产生交易效率损失，这也是“放大”的含义之一。也就是说，大机构和核心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在于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竞争力及国际话语权；小机构及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则是弥补金融体系缺陷，更好地服务转型中的实体经济目标。

　　可以说，我国金融改革既需要从全局和长远视角来把握，也需要从出现的具体问题上予以应对。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才是重树金融改革思路的形象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