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务实主义态度

　　从邓小平提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开始,务实态度导致采取改革措施时非常地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边改边想,然后再改。顶层设计是定下方向的,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比如人口老龄化、退休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是2020年出台方案。我认为,应该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改革。务实主义的改革避免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坐而论道,没有动作;另一种就像苏联、东欧那样,一下子全都改了,结果导致20年停滞。

　　中国政府能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国政府有了务实态度后,就不受计划经济教条的约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那些教条先放下、不争论,凝聚全党共识,抓经济建设。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奥尔森教授认为,领导者有长远的眼光,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利益集团会让政府无法行动。

　　上世纪60年代初,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近三倍。菲律宾的落后和它的阶级结构有关系,这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结果。后来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对菲律宾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在这种阶级结构中,最后选上来的都是大地主。直到今天,菲律宾基本上就是几个家族轮流坐庄。

　　中国由于不断的社会革命,造就了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平均的社会结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不受利益集团左右,更加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

　　分权——给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政府全部支出的85%;从预算内收入来看,一半的收入归地方政府,另一半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又把约80%的收入转给了地方政府。中国的财政分权给了地方政府极高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分支出权,不分收入权,这是一种最坏的安排,因为中央掌握了收入,地方到中央来唯一的要求就是分的越多越好。

　　另一方面,中国也给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因为财政分权要靠自己,一些国有企业亏损大就逼着地方改革。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先锋,一个是山东诸城,一个是广东顺德。有的效益差的国有企业经过改革,还能收回一点钱,这叫“止血工程”,因为天天给他补贴,没有任何的收益。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那么困难,还都能做下来的原因。

　　此外,中国的官员业绩跟升迁有关系,有正向的激励。自西汉开始就有考课制度,皇帝考核官员,做得好升迁,不好贬官。到今天是干部选拔制度,有很强的正向激励。研究发现激励很管用。如果地方官员把当地经济搞好,那升迁概率就更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