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

　　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走向，不过是以往增速的放缓，而非负增长，更非低于预算指标的增长。它所能影响的，至多是超收收入规模的多与少，不会动摇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当前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决策层到企业界在内的各个层面，也都在不断传递出要求进一步加大预调和微调力度的信息。然而，静下心来仔细地审视一下身边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便会不无遗憾地发现，相对于以往，目前政府可供操用的政策手段其实相当匮乏，留给我们的实现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事实上已经变窄。

　　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无非是“积极加稳健”相搭配。

　　就积极财政政策而言，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现。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而硬性实施财政扩张。

　　就稳健货币政策而言，为期几年的非常规货币刺激措施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以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为代表的各类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已经形成了对于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在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和凸显期的背景下，一旦物价上涨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极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我们不宜再以推高物价为代价而硬性实施天量货币驱动。

　　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要调结构、控物价，在不以牺牲调结构和推高物价水平为代价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操作，正是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任务。

　　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或牵制并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可以发现，暂时抛开货币政策的布局问题不论，至少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线索上，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以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涉及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是这一段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

　　这便意味着，在当前的中国， 实现稳增长的重点应当也必须放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上。可以说，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成败。

　　也许是困扰欧美诸国的财政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人们对于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形势异常敏感，以至于在推进结构性减税方面缩手缩脚，止步不前。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逆向行动——实施结构性增税。故而，也就有了恰当地评估当前财政收入形势并与推进结构性减税相联系的必要。

　　这当然要拿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根据财政部最近发布的信息，今年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1.6%。这个数字，尽管较之去年同期回落18.9个百分点，但是，若换一个参照系，按照今年9%的预算收入增幅指标计算，则是“超出”预算2.6个百分点。它意味着，迄今为止，我国财政收入的走向，不过是以往增速的放缓，而非负增长，更非低于预算指标的增长。它所能影响的，至多是超收收入规模的多与少，不会动摇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

　　即便下半年的财政收入延续上半年的态势，仅以超出预算收入增幅指标2.6个百分点计算，今年可能形成的财政超收收入规模，起码在2000亿元上下。以此为基础，鉴于超收收入的机动财力性质，再考虑到已经打入预算的10700亿元的财政赤字空间，至少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不仅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能力实施的，甚至是可以超越的。

　　正视当前这种宏观调控格局的现实，对于我们来讲，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