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自由化与基尼系数的相应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都面临着金融资源的有限性问题，即金融约束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问题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发展中国家推行实际利率为负的金融抑制政策事实上会导致该国资金供求失衡问题，所以，这些实际负利率国家一般比较偏好于选择资金配给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安排通常会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世界银行认为，大约有25％以上的中小企业因此遇到了融资障碍，这个比例在我国可能更高，去年以来我国民间借贷野蛮生长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基尼系数会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大致走出一条先从小到大、后从大到小的“倒U型”曲线（见图）。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因为金融业本身所存在的规模优势会给信息充分的一方带来更大利润，而给信息不足的一方带来更多损失，从而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变化。如果该曲线高度越高、跨度越大则说明金融自由化过程给全社会造成的贫富差距越大、带来的痛苦越漫长；相反，该曲线高度越低、跨度越窄则说明金融自由化过程给全社会造成的贫富差距越小、带来的痛苦越短暂。以我国为例，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尼系数也大致按照这种规律变化着。从1980年—2000年，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主导金融市场，基尼系数在20年内增加了0．187。根据我国金融市场构建的ARMA模型预测，从2000年—202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将增加0．151，达到0．568。预测发现，2020年之后，我国基尼系数将会随着金融改革深化以及金融资源出现供大于求而不断下降。很显然，基尼系数下降必然会给居民带来幸福感，基尼系数减小的时间长度将决定着给居民带来幸福感记忆的长度，这个时间长度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长度。

　　从图中来看，曲线ACD延续的时间越长、基尼系数变化幅度越大对社会造成的痛苦就越大，就更不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相反，如果曲线能够变为又短又扁的曲线EF则给全社会造成的痛苦越小，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我国金融市场基本运行情况

　　目前我国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短期滞胀与长期失衡两个方面。第一个短期滞胀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不足，而这个需求不足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国有垄断企业资金丰裕，但缺乏创新能力，所以有钱投不出去或者重复建设。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中小企业有创新能力，但是缺乏资金。加上体制内金融机构不给体制外企业金融支持，所以只能寻求体制外金融服务。表现在金融层面上就是我国目前出现了“两多两难问题”，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这充分说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调，严重依赖间接投资渠道，而产业结构调整恰恰最需要直接金融市场去推动。2011年年底，在企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余额占54％，企业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仅占29％，这一比例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其次，在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当中，中小企业获得的服务非常少。

　　我国经济的第二个长期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高能耗、高物耗、低产出、低效益的非均衡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造成这种失衡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恰恰是由于金融资源掌握在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手里，政府利用它们长期支持体制内企业导致体制内企业效率低，长期低效支持引发整个经济结构失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在近期我们举办的“宏观经济季度沙龙”上，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国有企业过度透支政府信用、主权信用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难以为继，需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区域经济发展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开发的梯级战略与各地自然资源的禀赋不同，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分布不均。第三，从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说，我国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的储备过低，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

　　金融改革将拓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空间

　　帕特里克在《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成长》认为，金融发展路径区分为需求引致型和供给主导型两种，从我国的金融实践及改革的路径选择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路径基本上为供给主导型路径。从缩小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基尼系数“倒U型”曲线的高度与跨度来说，图中预示着，如果我们能够用2020年—2040年之间20年的时间去完成2020年—2060年之间40年的改革，我国将来的金融改革空间十分巨大。

　　从宏观全局出发，如何推动基尼系数“倒U型”曲线变矮变小呢？专家认为，一定要凝聚金融改革的共识，在现有金融约束条件之下，追求包容性增长与更加文明的增长。大力提倡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金融改革，通过塑造民间资金利率指标来引导金融业提高运行效率。加速通过金融资本引领产业资本，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与汇率浮动有效管理。创造多元化融资工具，帮助我国扭曲的产业结构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来，从而推进基尼系数曲线变矮变短。

　　从中观或者说区域的角度来看，我们金融改革的落脚点一定要与纠正我国产业扭曲、实现金融减贫结合起来。第一，要允许农村信用社合理跨区发展，避免金融业形成诸侯割据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降低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过大。第二，要改变传统的分区域开发政策，转而实行普惠性发展，以推进东中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从而缩小各地基尼系数的差距。第三，建立遏制贫困恶性循环的制度安排。要允许广大农村地区积极发展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农村社区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小微型金融机构，以鼓励资金西行，扩大我国整体内需。

　　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看，要实现我国原来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就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通过金融资本引导产业资本的方式提高我国国际储备的收益率。

　　总之，无论是通过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还是通过珠三角金融改革试验，中央都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之路，而这条道路是否可行还有赖于它是否有利于纠正我国产业扭曲、实现金融减贫。通过以上多方面综合作用，如果能使我国产业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区域金融更加均衡发展，那么我国的基尼系数“倒U型”曲线就能够变得更加好看，无形之中就为我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争取了更多时间与空间。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竞争情报中心总经济师、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