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受访者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6.5%-7.0%的区间内。持谨慎乐观态度者占绝大多数，高达九成，经济信心增强。六成多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将在1-3年内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受访者最为担忧“金融风险加大”和“地方债务风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对于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学者们比较看好“新兴信息产业”和“智能制造业”等。“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被认为是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六成多受访者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速稳定在6.0%-7.0%区间内更合理。改革开放被认为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为保障高质量发展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被寄予厚望。减税降费和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被认为是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一、九成受访者对我国经济形势持谨慎乐观态度，经济信心增强。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判断，受访者存在超高共识。调查结果显示，90.0%的受访者持谨慎乐观态度;5.8%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乐观”;仅4.2%的受访者表示“悲观”。(见图1)(略)

　　相比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持谨慎乐观态度者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占七成以上上升为2017年的八成以上，今年又上升到九成;悲观者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由前年的20%降为去年的11.5%，今年再次下降到4.2%。这表明，学者对我国经济信心逐年增强，今年尤甚。

　　1.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认为，2018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将继续呈现平稳向好的态势，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一方面，“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进一步巩固。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贡献有望继续提升;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出口增长有望平稳;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随着追求高质量发展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将蓬勃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将加快，经济增长的内生稳定性更强，质效提升更加明显，将为今年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谨慎乐观或悲观者则担忧，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以及内部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将阻碍高质量发展。一是外部风险须防范。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交织着经济利益诉求和地缘战略考虑，可能对华采取“非理性”措施，严重冲击中美双边甚至全球经济贸易;美国税改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税收竞争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等。二是内部隐患待排除。我国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未根本扭转，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不容忽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

　　二、对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集中在6.5%-7.0%的区间内。

　　对于今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64.2%的学者预测在6.5%-7.0%之间，选择率比去年37.7%)大幅提高26.5%;30.8%的学者预测在6.0%—6.5%之间，选择率比去年(50%)下降19.2%;此外，有3.3%的受访者预测今年增速在5.5%—6.0%之间;7.0%-7.5%区间仅有1.7%的选择率。5.5%以下区间和7.5%以上的区间均无人选择。

　　整体来看，今年经济增速区间预测主要集中在6.5%-7.0%，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去年主要集中在6.0%—6.5%区间)，今年学者对经济增速的判断更为乐观，认为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主要理由是市场化驱动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的逐步回升以及消费贡献度的提高将强化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回暖，将为我国经济趋稳创造更多外部条件;受益于供给侧改革，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将继续提高，成为实现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条件。

　　三、六成多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将在1-3年内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

　　对于我国经济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所需时间，六成多受访者选择1-3年内，其中，15.3%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一年时间，25.4%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两年，24.6%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三年。此外，还有2.5%的受访者认为还需要四年，11.9%的选择四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20.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观点较为分散，但综合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三年内基本能够改变下行趋势转向增速趋稳。理由主要是，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由降到稳的态势更加巩固，经济增速与就业、物价、效益等指标更趋匹配。另一方面，新旧动能转换远未完成，经济彻底改变下行趋势尚需时间。新动能成长较快但体量较小，难以推进经济在现阶段加速前行;旧动能的升级改造仍需要较长时间，因为内在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的体制矛盾远未解决。

　　四、对于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或挑战，受访者最为担忧“金融风险加大”和“地方债务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学者们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或挑战”的看法相对集中，“金融风险加大”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率最高，位列前二，分别为67.8%和52.9%。紧随其后，选择率接近或超过三成的选项有“民营企业萎缩”(33.1%)、“房地产泡沫风险”(32.2%)、“实体经济下滑”(28.9%)(见图2)。

　　相比前两年的调查结果，“金融风险加大”仍首当其冲，成为三年来让受访者最为担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率以每年10个百分点的幅度连续两年提升(2016年为33.3%，2017年为43.0%)，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五升为今年的第二。而“房地产泡沫风险”的选择率今年大幅下降26.6个百分点(去年为58.8%)，排名也由去年的第二下降到今年的第四。

　　1.“金融风险加大”以近七成的选择率排在诸多挑战的第一位。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敏感性、脆弱性在增强，处于风险的易发、多发期。金融风险积聚的态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比如宏观杠杆率依旧高企;部分城市房价虚高;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率过高，特别是一些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金融“脱实向虚”现象依然严重;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等。学者提醒，要高度防范金融风险，但同时要密切关注货币流动性和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避免误伤实体经济。

　　2.五成多受访者担忧出现“地方债务风险”。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地方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由此导致的风险不容忽视。一些地方政府无视法律法规，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建议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尽快建立地方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实现债务增长的权责利统一;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

　　此外，学者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其它挑战还有贫富差距过大(14.0%)、企业创新能力不强(14.0%)、汇率波动风险(11.6%)、逆全球化浪潮(9.1%)、国际局势动荡(9.1%)、股市波动(4.1%)、资本外流失控(3.3%)、雾霾、污染等生态问题(3.3%)等。

　　五、“新兴信息产业”成为学者们最为看好的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学者们对今年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看法较为分散。超过一半受访者认同的选项仅有“新兴信息产业”一项，选择率为66.1%;接近或超过三成受访者看好的选项有“智能制造业”(38.8%)、“高端装备制造业”(34.7%)和“健康养老产业”(29.8%)。此外，节能环保产业(20.7%)、新能源产业(18.2%)、生产性服务业(17.4%)、电子商务(14.0%)、新能源汽车(11.6%)等选项也被学者们看好。

　　相比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新兴信息产业”连续三年均以超六成的选择率(2016年为74.0%，2017年为68.4%)被列为当年我国经济新增长点的第一名，被学者们普遍看好。相比去年，“智能制造业”的选择率虽然有所下降(2017年为57.0%)，但排名超越“高端装备制造业”跃居第二，成为后起之秀。

　　综合调查结果来看，受访者普遍认为，2018年，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将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作此判断的学者们表示，中国正在进入知识信息社会，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改变着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和格局，极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成为重构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寄予厚望，认为人工智能将作为一项“赋能技术”在各个产业和经济社会领域得到普遍应用，推动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城市、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能农业、智能政府等一系列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起面向未来智能社会需求的智能经济雏形，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新空间。

　　六、受访者认为，“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是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对于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学者们具有较高共识度，就是要在“破”“立”“降”上再下功夫。调查结果显示，“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选择率高达76.0%，排名第一;52.9%的受访者选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位列第二;“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创业”分别以47.1%和44.6%的选择率紧随其后。

　　此外，学者们认为，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还有“化解过剩产能”(17.4%)、“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14.0%)、“加强质量建设”(11.6%)、“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1.6%)等。

　　1.七成多受访者认为，“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是今年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作此判断的依据是，“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既可达到通过提高效率驱动经济增长的结果，又可达到通过培育增量来化解存量矛盾的效果，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培育新动能，学者建议，要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重要战略机遇，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同时建立一整套真正能够激励、引导、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

　　2.五成多受访者青睐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主要理由是振兴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而当前成本高阻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要优先推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供给侧改革。“降成本”尤其要重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消除和大力整治现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性涉企收费项目;巩固已有的降成本工作成果，防止前期已经降下去的成本出现反弹;推进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工作，实施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制度;运用信息化平台，让所有收费更规范、更透明;还要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七、六成多受访者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速稳定在6.0%-7.0%区间内更合理。

　　学者们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速的看法具有较高共识，普遍认为追求高质量发展，可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速。62.5%的受访者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速稳定在6.0%-7.0%区间内更合理;31.7%的受访者选择5.0%-6.0%区间;还有3.3%的受访者认为4.0%-5.0%是合理区间。仅有2.5%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增速应该稳定在7.0%以上(见图3)。

　　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考核观。要从GDP挂帅彻底转为高质量发展挂帅，让追求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级政府新的“经济指挥棒”和内在驱动力。同时，要加快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机制，将建立健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等与选任干部的绩效评价、政绩考核机制紧密联系，严格落实发展责任，形成科学的绩效考评。

　　八、受访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学者们共识度较高，提到最多的是改革，共有76.9%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项;排在第二位的是开放，有40.5%的受访者选择;排在其后的分别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38.8%)、简政放权(32.2%)、实体经济提升(28.9%)(见图4)。

　　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改革”已连续两年以近八成的高选择率稳居第一;“开放”的选择率与去年基本持平，但今年排名跃居第二(去年第四);值得注意的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选择率超越“简政放权”和“实体经济提升”，被寄予更多厚望。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将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提供新动力。

　　1.近八成受访者认为，改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作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过去我国在高速度增长阶段形成了一整套相应的体制机制，如今要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就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2.四成多受访者对“开放”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扩大对外开放仍是中国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互利合作也是我国整合全球资源、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推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开放，形成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双向互济开放新格局;形成以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外贸新格局;取得以自由贸易港实现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

　　此外，还有不到两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双创”(18.2%)、新型城镇化(13.2%)、乡村振兴战略(10.7%)、区域协调发展战略(9.1%)、要素投入(8.3%)、“一带一路”倡议(8.3%)、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5%)以及生态文明建设(2.5%)。

　　九、受访者认为，为保障高质量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是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

　　对于为保障高质量发展我国最应推进的改革，调查结果显示，“财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选择率最高，均超过五成，分别为65.3%%和55.4%，位列前两名。其次，超过三成受访者希望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33.1%)和“简政放权”(31.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教育科技体制改革(24.8%)、社会保障制度改革(24.0%)、土地制度改革(22.3%)、户籍制度改革(12.4%)、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7%)、汇率形成机制改革(6.6%)和股市资本市场监管改革(4.1%)也应尽快推进(见图5)。

　　1.六成多受访者对“财税体制改革”寄予厚望。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财税体制改革”选择率排名今年超越“国企改革”，位列第一。受访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改革的根本在于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当前亟待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框架，其框架主线主要包括央地财政关系、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改革。根据新时代特征，需要运用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夯实、构架充实。

　　2.期待“国企改革”的学者们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需要明确两个主攻方向：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推进混改要与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协同联动，与产权保护、释放人的积极性同步推进。

　　十、减税降费和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被认为是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受访者共识度较高。排名前三的选项分别为“加大减税力度”“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降低各种费用”，选择率均为五成以上，分别为57.9%、57.0%和52.1%。这一排名顺序与去年调查结果相同。同时，“鼓励技术创新”也获得了44.6%的受访者青睐(见图6)。

　　1.“加大减税力度”和“降低各种费用”均有五成多的选择率，作此判断的学者们认为，目前实体经济企业现行税费标准仍然较高，部分税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减税降费依旧是当前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建议继续清理多头行政收费，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坚决取消相关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加大力度治理“红顶中介”和行业协会乱收费问题，动态优化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同时，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适当下调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税收环境。

　　2.五成多受访者对“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一举措充满期待。他们认为，只有在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中，实体经济才能得到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核心在于“法治化”，特别是要以法治化来强化政府的契约精神。依法保护好企业家的财产权、创新收益和自主经营权，才能切实强化企业家人身财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信心。

　　此外，受访者认为，振兴我国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措施还有抑制虚拟经济泡沫(20.7%)、降低人力物流等成本(12.4%)、提倡“工匠精神”(9.1%)、加强产业政策扶持(8.3%)、鼓励企业走出去(7.4%)、降低利率(6.6%)、落实社会兜底政策(6.6%)、实施品牌引领工程(4.1%)和稳定汇率(0.8%)等。

　　报告执笔:李慧莲 赵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