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

　　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什么?

　　■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新发展阶段中，经济的“好”与“快”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结果，也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

　　怎么理解发展阶段转换呢?观察世界银行数据可见，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速越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非常好理解，正如一个孩子成长一样，在长身体阶段，一定是长得很快的，但到十七八岁成熟了之后，身体方面就不可能再长了，而需要“横着长”或在内涵上成长，长智力、智慧、经验。经济发展也是这个道理。从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告别了人口红利时代，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弱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增长动力弱化，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能。而这个新动能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进一步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新常态，用我的研究框架来注解，就是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减小，资本报酬开始递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消失，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适应新常态，意味着要接受一个减慢的速度，在政策层面作出正确反应，不能速度一下来就受不了，非要使用“兴奋剂”刺激经济;引领新常态，意味着要通过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保持合理区间的中高速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依靠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强调“快”，越快越好，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与“快”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关于速度和质量，我们曾有一个判断，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肯定是逐渐降下去的。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50年我国经济增速仍能保持在3%以上是很好很合理的。当然，目前我国还面临诸多体制性因素，妨碍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不利于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如果把这些制度障碍清除了，还能赢得一些增长动能。这个增长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而是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得慢一点，回归到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时间晚一点。这样更有利于推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总之，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符合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规律。国际经验表明，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度增长的日本、韩国、德国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100多个国家中，换挡成功的只有10%左右。可以说，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对于我国来说，要实现这一跨越，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谈

　　如何以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 以五大发展理念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的大国，中国未来发展如何，能否转向高质量发展，再创经济奇迹，举世关注。回顾历史，中国在较短时间里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在世界上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归根结底在于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需要再创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成功转变的经济奇迹。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信心，更需要努力。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发展的经验中确定了崭新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要求，正在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一崭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崭新的发展要求就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对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有助于破解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相应式微。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许多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又未能培养出必要的创新能力，由此陷入经济停滞状态。因此，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第二，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不协调而产生并加深。一些国家也正是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对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的追求，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本身。资源一旦枯竭，环境和生态一经破坏，要么不可修复，要么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环境恶化对人的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代价尤其昂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绝对不能以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

　　第四，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现在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产能和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还要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经贸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打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第五，共享发展着眼于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总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通过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把五大发展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发展成果，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三谈

　　推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干?

　　■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在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 设立外部性指标调整经济发展指挥棒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可以说，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根本。那么，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三种提高方式，每一种方式的可持续性都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第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替代人必然发生。但是，这种替代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操控机器的要求，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则得不偿失。当机器增加时，投入的资本回报率会下降。所以，不能无限制地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人力资本的改善。操作工人素质的提升以及工程师比重的提高，是较少数量的劳动者操作更多机器设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缺乏具备更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创造力更高的劳动者，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人力资本这个指标并非可以加把劲就得以提高的东西。所谓“百年树人”，经验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析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和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流动，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过去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这方面仍然还有潜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城镇化过程中潜在和实际存在着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往往会在具有很强就业能力时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会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工资性就业回归到自我雇佣、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这种“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性流动，挖掘人口潜力以释放红利，切实保持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生产率存在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提升的企业，就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至50%。对于我国来说，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创造一个能进能退、能生能死的政策环境，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评价经济增长成效，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了，那指挥棒应该怎样来调整呢?我觉得，可以围绕外部性因素来设定指标。从正外部性来看，可以用改革的相关指标，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等;从负外部性来看，则可以采用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水平、环保指标、减贫指标等在内的相关指标，以此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