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税制，不仅要照顾穷人，也要能留住富人，留住资本。

　　如今，有证据表明我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财富的过度集中令大多数人不愉快，并且，这种不愉快正在变成愤怒。与此相对，不仅房产税、个税、营改增，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逐一登场，而且围绕着中国税负重么、减税还能减多少、直接税如何破题、谁该在新一轮税改中受益等等问题的争论也方兴未艾。

　　税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必须改的迫切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税制——不仅要能照顾穷人，也要能留住富人，留住资本。

　　质疑一：中国高税收低福利，税负过重

　　谈中国税改，必谈中国税负。

　　“中国税收增长持续多年高于经济增长”，“中国税负过重”，“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此类说法常见诸多报端。

　　宏观税负的国别比较，有个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的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福布斯》杂志推出的税负排行榜分析方法根本不科学，结果不可信。“中国采用的是分类计税，《福布斯》把我国工薪所得税目中的最高法定税率与西方国家综合计税的最高法定税率来比较，当然是人为抬高了中国的税负；而且，六个税种中有财产税，但中国目前根本没有西方国家中的财产税(保有环节税种)，只是对财产流转课税(契税、营业税)。因此，所做比较是不同质的比较，分析自然不公平。”

　　在白景明看来，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中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目前已经提高到了3500元，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营业税除了娱乐业，其他行业基本在3%-5%，增值税17%，这些与国外相比也不是很高。”

　　而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利用较宽统计口径做横向比较后，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税负不算低，但也不是最高。“它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判断税负的高与低，要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挂钩。“物有所值”，人们才不会有太多怨言。

　　“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福利水平没有人家高。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中国有13亿人，比美欧日人口总和还多。去年我国财政收入是10亿元，人均不到8000元，即不到1300美元，而美国3亿人口，5万亿财政收入，人均16000美元。”白景明表示，“人均财力，中国与其相差十几倍。公共福利不是无源之水。差距确实存在，但情况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

　　质疑二：个税管不住有钱人？

　　当前中国争议最大、最受诟病的税种，非个人所得税莫属。舆论有多种声音，其中一种认为目前个税征缴存在“富者宽、穷者严”的情况，工薪阶层由于由雇主代为扣缴，很难避税。而高收入群体，不仅收入来源多样，而且有多种方式规避税收。例如，一个私营企业主，不分配利润，不从企业领工资，而是将个人甚至家庭的消费支出列入企业生产经营支出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微博)为此曾专门撰文痛斥中国个税税制设计“弱智”，个税已经沦为“工资税”。在他看来，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收入所得，而我国个税制度，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却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比如房租所得的税率为5%。其中，更大的问题在于，资本增值所得却不用征税。

　　个税沦为“工资税”，白景明对此并不赞同，“这是对我们税制认识不全面。个税调整后，工薪所得实行的是7级累进，收入越高，适用税率越高。并且，工薪所得课税只是我们个人所得税11种应税项目的一类，除此之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费所得等10种收入所得也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去年，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比例是在相对减少，其他收入在上升。”

　　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无收入者不纳税。高培勇表示，如今的窘境是：无论增税还是减税，涉及的几乎都是“大众税”，要增，大家一起增；要减，大家一起减。“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的尚无主要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税种的中国，让富人多纳税的通道基本上不存在的。”

　　如今，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有专家建议，向富裕人士开征遗产税。不过，白景明对此是极为反对，认为还不到时候，其理由有二：第一，一个税种的推出针对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要到有一定纳税群体形成后才能确立。改革开放30年，中国真正开始财富积累也不过20年。推动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进行财富积累。第二，财富的积累传承对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历史不长的国家非常重要。无论是就业稳定，还是财政税收的稳定，私人资本都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如今，私人资本税收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就业更是如此，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主要力量和来源。如果私人资本大规模外逃，中国经济非常有可能一下子垮下来。

　　“目前，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大规模的移民潮和私人资本外逃问题。中国税制急切需要考虑如何稳定人心，把资本留在中国。”白景明称。

　　质疑三：个税扣除一刀切，有失公平

　　中国税负话题不断，近日，按家庭征收个税成为了最新话题。

　　支持者理由是中国现行个税扣除标准过于简单，过于“一刀切”，有时显得不够公平。

　　比如，来自河北的王明，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目前就职于某私企，单身，租房住，月工资15000元；父母都在河北老家，王明每月除了保证自己的基本开销4000元外，还要补贴给父母2000元。

　　而王明的同事小李是北京本地人，月收入也近15000元。不过他不仅无需租房，父母也尚未退休，也不需要贴补。

　　按照现行个税征收办法，王明和小李的个税扣除额均为3500元，税后所得也相差不多，但是小李的生活水平明显要高于王明。

　　如今，我国已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个家庭赡养四个老人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如果个税征收完全不考虑家庭因素，很难体现公平。

　　日前，有报道称，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在今年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不过，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财税专家对“按家庭征收个税”的态度并不乐观，更有专家直言“不现实”。

　　“按家庭征收个税，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白景明分析称，第一，按家庭征收个税，基础条件是家庭容易确认。如果按户口簿为依据确认家庭，目前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现象会使得税务机关找不到纳税人。第二，费用扣除额需要重新计算。个人基本生活费用的确认是世界公认的难题，家庭基本生活费用的确认更是难上加难。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则指出，中国人的隐性收入缺乏监管的问题，也是实行按家庭征税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质疑四：流转税怎么改

　　如果说税负是否过高尚无定论的话，那么，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所导致的税负分布不均衡、税制结构不合理几乎已无争议。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举例，一个月入1000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800元，流转税负以10%征收为80元，占收入比为8%；一个月入一万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5000元，流转税负以10%征收为500元，占收入比仅为5%。

　　“收入越高的人，流转税的税负越轻，这极易导致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张斌认为，流转税的税负太重了，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应该降低流转税的税负。

　　当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大，所得税对应的直接税占比相对偏小，虽然下一步税改的方向已经明确为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但多位财税专家表示，在短时间内难有大进展。

　　流转税如何改革，上海试点“营改增”政策即为一次极有意义的探路。

　　上海“营改增”试点政策实施后，有人反映企业税负不降反升，专家给出的解释是，这种上升并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营改增”后，部分老企业由于运输工具采购已经完成，没有新的采购发生，导致进项税较少或没有，不能抵扣，从而税负上升。

　　而从税务部门的监控情况来看，上海市“营改增”试点工作进展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实现了纳税人整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目标。

　　质疑五：谁应该是最大受益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财富集中的程度和速率不断提高，目前已远超欧美国家。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透露，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个人财富，美国是5%的家庭掌握60%的个人财富。我们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贫富差距没扭转，还有总体扩大的趋势。

　　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令大多数人不愉快，并且，这种不愉快正在变成愤怒。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也随之遭遇来自中低高各个收入阶层的指责。穷人不满，富人也不满，究竟谁才是我国税收制度的最大受益群体呢？

　　“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体人民都受益。不过，相对而言，与自己的纳税相比，低收入阶层的受益最多。”白景明分析称，我国80%再分配都是给了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共产品，各种补助、社会救济、转移支付。

　　有些人抱怨，中国人纳税后很少感到公共福利供给。在白景明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享用都分为无条件和有条件两类，前者如国防、环境保护、外交，人们随时都在享用。后者如义务教育，只有适龄儿童的家庭享受，没有孩子的家庭享受不到。又比如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只是低收入群体内的人享受，其他人不享受。

　　“这些公共产品中国政府都提供，有些人没有感受到，原因是不具备条件，比如中、高收入者就享受不到低保。但这并不证明政府没有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也不能证明这些人没有权利享用这些公共产品。”白景明称。

　　如今，中国正在税负与支出之间艰难地寻找着保全局、保长远、促发展的平衡点。白景明表示，这既需要政府努力，更需要社会各个群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