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金融已接近崩盘，必须从头开始重建民间金融生态，中国金融业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要上升到不改革，中国金融业必垮、中国实体经济必垮的高度来认识。

　　民间金融接近崩盘，并非空穴来风。从去年开始，从鄂尔多斯、河南、江苏、浙江到广东，均出现了高利贷崩溃、担保公司链条断裂的信息。此番民间金融链条崩溃蔓延面积广泛，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延续时间长，从2010年迄今不绝；手法多样，通过各种手段指向高利贷，仅媒体曝光的就有近千亿元之多。

　　最新的例证来自于苏南。3月25日，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公布：2011年12月31日，江阴农行一支行负责人孙锋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江阴警方立案侦查。2012年1月7日，检察机关对孙锋批准逮捕。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

　　2011年12月28日，农业银行江苏省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与其妻夏亚琴、父母、两个子女举家“出游”泰国“失踪”。经查，孙锋以个人名义先后骗取多名亲友借款1亿余元。孙锋事件是民间高利贷的缩影，目前由于银根持续紧张，正处于陆续崩断的过程当中。江阴本地的民间集资早在几年前便有抬头，大量的典当行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于江阴的街头巷尾，民间借贷利息甚至可以高达40%。据江阴当地某大型企业高管介绍，孙锋的“融资”并无特别具体的实体项目，放贷人看中的是孙锋的身份、名望以及在地方上的人脉和活动能力，孙锋开出的贷款利息通常超过20%。

　　此前，有媒体披露并经常熟官方初步查实，苏州凯维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顾春芳涉及个人借款近5亿元，并在常熟市各大银行及小贷公司抵押贷款1亿多元。当地官方还披露，也已跑路的常熟鲤鱼门酒店董事长周思扬向银行贷款2.3亿元，个人借款情况仍在调查中。上述案例绝不是故事的结束，随着金融去杠杆化进程，越来越多的相同案例将浮出水面。

　　此类高利贷事件已经彻底败坏了民间金融的信用体系，温州从1998年以来维系多年的民间信用系统彻底崩溃，以往高效、高信用、坏账率低的信用毁于一旦，靠民间资金融通发展草根市场经济已经没有可能，以往一张纸条甚至一个口信调动几亿元资金的现象一去不复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笔者了解，有个别县被银行彻底停止贷款，经济岌岌可危，商人一筹莫展。

　　面对此类状况，监管层首先要进行深刻的反省。

　　一方面是赞赏国有大银行资产、市值节节上升，却对民间金融视若无睹。既不纳入监管，又不在高利贷如火烹油时及时出手阻止，而是在半许可、半拒绝的暧昧中坐视风险越积越高，最终如坐积薪之上。难道保住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或者上市银行，就能解决中国金融结构中的血脉不畅通的难题？有了上市、发债、再融资之路保住了中大型银行，就能解决中国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无法得到金融服务的难题吗？在发生危机的地方，由地方政府出面，冻结信贷链条，显然是短期的应对危机办法，不可能持久。

　　甚至对于隶属正规金融企业的小贷公司，一些地方都不纳入金融监管范畴，而由缺乏专业背景的地方金融办主管。未来农信社的风险依然存在，在征收了管理费之后，一些部门是否真正承担起了市场化监管职责？在监管部门“高度关注”之下，多年寻租保持至今。

　　以较为草根的农信社为例，2003年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后，只有省联社和县级法人单位两级法人，省联社坐收管理费，成为名副其实的厚利衙门。省联社收取下属基层农信社的管理费维生。随着时间推移，省联社的开支越发庞大，开支名目五花八门。以西部某省联社为例，该联社2008年共收取管理费等2248万元，该联社的支出多达14项，支出合计为5110万元，超过预算390万元。其中包括省联社人员工资开支3862万元。其省联社下属共8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约20名员工，有大量借用人员。另外还列支职工出国考察费用58万元，超预算36万元。该材料未列明出国考察具体事项，还有年度经营目标考核费为38万元，较预算超支8万元；向全国和省银行业协会交纳会费，及党建扶贫、国资委扶贫挂钩等活动经费34万元，较预算节约11万元；其他正常运行费用180万元，较预算超支73万元。

　　通过管理费，加上清算中心卡住贷款的咽喉，上述省农信社财务决算要求，按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按15%计提一般准备金。提取相关准备金后，省联社按二年期存款利率2.79%向县联社分配红利。剩余的3718万元则被用于弥补省联社次年的管理费用不足。

　　这哪里是监管部门，分明是收买路钱的山大王。

　　市场化必须纳入监管，严厉管控泛滥的高利贷现象，有监管才有阳光化生存，才算承认了民间金融与基层金融机构堂上身份；同时，监管必须走市场化之路，放开卡住咽喉的手，从资金来源、控股权等方面让小微金融机构有发展空间。不从根本上发展中国的市场化金融，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生态链条危在旦夕。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才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