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由斯蒂格利茨与拉吉合著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一书(以下简称该书)，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具有浓厚规范研究色彩的一本著作。该书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最近由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同志组织团队翻译。

　　不同的发展，共同的难题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要回答的问题很现实，问题边界的界定也很清晰，即：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展的成本如何在城乡居民间分摊。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其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每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谁来为发展付费?尤其是为经济起飞付费?

　　发展是好事，人们都希望分享到发展的红利。这方面的研究应当说汗牛充栋。然而，发展不是无成本的，至少在一定的期限内只能由一代人来承担。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就能够切身感受到该书提出的问题，具有历史的张力。回顾经济发展史，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英国的《谷物法》大争论、美国内战前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冲突、苏联的工业化讨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三农问题的研究，都是这个理论张力的现实反映。即便在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城乡关系的紧张，突出反映在谁应该缴纳多少税，谁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以及税和补贴应采取什么形式等方面。回顾中国40年来的发展，一个异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解决好了发展的成本预支问题。通过改变计划经济下不合理的“剪刀差”这种主要由农村承担发展成本的方式，激发了农村市场的潜力和发展活力，由此释放出来的发展红利又成为支付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成本的根本来源。

　　斯蒂格利茨在20余年前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就相关思考形成了该书，确实表明他关注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时隔20余年再看此书的问题及分析，完全没有时空的隔阂感，因为这个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由是观之，似乎可以提出一个经济学的“斯蒂格利茨之问”。从这个角度出发，研读该书，追溯“斯蒂格利茨之问”的本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当然，这也是一个紧张的思路探索之旅。

　　手起刀落的框架

　　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在该书排章布局时，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全书结构清晰明了。

　　第一篇主要介绍了政策分析的方法论，阐述了斯蒂格利茨本人对政策研究的基本立场。他倾向于采取一般均衡经济模型，但强调特定政策的合意性依赖于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箱。从行文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是力图把规范研究与政策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篇提供了城乡发展成本分担的一个基本模型。斯蒂格利茨假设，政府可以对在城市销售的商品征收不同于农村的税率，即政府可以在两个部门间引入一条税负边界，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开放和封闭不同条件下的定价和税收政策，为分析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Benchmark。这一篇是全书研究的核心。

　　第三篇分析了农村部门内不同福利政策的分配效应。除了考虑农村部门内部个体性存在差异的情形外，斯蒂格利茨还讨论了农村组织不同形式以及农村失业等不同的情形。

　　第四篇重点分析城市部门的税负政策变化对城市工资和就业引资效应的影响。由于城市的变动因素更多，包括农村人口迁移、城市工资、失业等，这篇讨论的模型更多，也更复杂。但斯蒂格利茨还是把所有的分析成功地纳入到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中。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所有现存在关于劳动力社会成本的结论都是这个分析框架的特例。

　　因此，从框架布局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强调经济发展本身的特征，也强调了在政策决策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判断。斯蒂格利茨引以为豪的是，他所提供的这个一般性分析工具，包容了很多差别，对不同情景只要做些细微调整就可以用来分析。比如，在城市部门中可以分析工会是否重要重要时的税负政策;在农村部门中，可以分析不同的家庭组织方式和收入分成方式下的税负政策。基于基准模型分析的一致性，斯蒂格利茨认为，虽然许多政策建议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也存在重要的共同成分。而这些共同成分，构成了政策建议的一个有效参考。

　　政策决策需要有规范分析的支撑

　　提出真问题不难，难的是用政策决策者能看懂的语言把问题分析、问题建议清晰地表述出来。对于这本书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笔者在此不做详细的剖析，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斯蒂格利茨分析假设的认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假设)，而且涉及到如何用自己的经历来裁量分析结论。笔者认为，这本书最大特点在于，力图融合规范研究与政策研究，并且形成了一本具有一定艺术美感的著作。

　　这本书潜在的雄心之一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具体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份内心以服务政策研究为导向的研究。然而，难得可贵的是，这份政策导向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规范分析基础上的。

　　不少人对政策研究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心目中，政策研究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研究，委实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如果他们看了这本书，我相信会有很大概率转变这种想法。

　　斯蒂格利茨在方法论部分，用了大篇幅来论述政策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他调侃到，政治家与那些处在政策决策地位的官僚们，和经济理论家的关系总是难处：前者往往无视后者的劝告，后者往往指责前者的政策反复多变。斯蒂格利茨认为，两者的差距其实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分歧的本质在于，决定政策在以往实践中成功或失败与否的核心因素、特征，当前是否已经发生变化?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需要考虑的，也是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好的理论总是试图清楚地界定符合一定现实特征的基本假设，并从一套表达清晰的分析中得出对政策的相关建议。当然，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用模型来模型经济现实也有代价：理论假设常常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提炼。这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代价更高，或者更不解渴——他们需要对明天就推出执行的政策做出决策，而不是对抽象的假设做出判断。由于对理论模型中的那些看起来不恰当的假设无法做出判断，政策制定者们往往举棋不定，最终不得不凭借自己关于世界的半吊子“理论”来做出政策判断。

　　斯蒂格利茨认为，政策建议应当而且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为此做出相应的努力，并对这一努力感到自豪：我们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及基本的定性结论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如下特征：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倾向性政策，都是建立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这些模型的参数，都是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抽象出来的，而且对不同的情况具有相对应的敏感性，从而使政策建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确实值得做政策研究的同志细细品味——倒不是品味如何做模型，而是品味如何在政策研究中更多地注重一些规范研究，对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更多地考虑假设性、敏感性等分析，虽然不写出来但至少有这些研究作为基础。

　　规范分析要以理性的谦逊为基础

　　当然，斯蒂格利茨并非在卖弄他的数学专长。他自己深知从模型到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模型即使再完善，也需要有理性的谦逊。他在本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政策困境，这是所有参与政策分析和政策对比的经济学家都要面临的困境。即：关于政府行为，经济学家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假设?

　　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了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极端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对合意的政策和改革的分析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和企业和个人一样，政府也只是个行动者。经济学家只能描述政府如何行动，试图预言一下政府会做什么。但是，建议或者询问政府应当做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好比去外人建议一个消费者把一美元用于消费食品上还是服装上一样。另一种极端经济学家则开出一些政策处方(缺乏规范研究的基础)，希望政府按他们的政策建议行事。

　　对于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斯蒂格利茨都不赞同。一方面，他指出，一个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当前存在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被用来检验各种政策的后果，以及确定合意政策的性质。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很难保证选择好的政策，但没有这些则很可能选择坏的政策。另一方面，他认为，对模型在政策研究中作用要有足够的谦逊。比如，他反复强调，对于各种经济变数，像非外贸商品的价格、人口迁移、城市工资和就业，税收政策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为了分析任何一种税收政策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必须考虑它的各种变种，考虑税收政策的全部归宿。这种全部归宿的分析需要理论来说工资和就业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什么决定了从农村部门到城市部门的人口迁移。也就是说，好的经济理论应用到实践时，要格外小心。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既要提出真问题做规范化的深入研究，也要针对决策者的需要做有效的政策研究。从斯蒂格利茨这本著作看，规范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差距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两者之间是可以通过融炼达到一体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的受众可能需要不同的配方。当前我国广大智库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19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我国各类智库，大都以服务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为基本导向，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面临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融合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除了对发展成本城乡分担问题有重要启示外，对于智库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智库研究人员精读。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