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再获信贷“大输血”。日前，央行公布数据，一季度银行新增信贷4.6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深重的 2009年同期。在经济企稳基础日渐夯实之际，决策层应避免过猛刺激政策，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仅可防范“硬着陆”风险，亦可使中国经济尽早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今年中国经济录得“开门红”，主要拜政府性投资所赐，正是信贷井喷为其提供了充足弹药。这些资金的主要流向不是嗷嗷待哺的高新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而是用于房地产按揭贷款和城投平台融资。二者融资需求猛增，又系稳增长政策发力的结果。细查之，房地产按揭贷款迅猛增长，主要受地产新政刺激。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房地产“去库存”目标。今年2月初，央行宣布降低不限购城市的首付比率，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火爆，居民中长期贷款随之放量。城投平台融资需求扩张，则与去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加码息息相关。数以万亿计的地方债置换持续推进，使地方城投平台的债务成本显著下降，负债期限明显延长，也增强了其获取银行信贷的能力。房地产回暖带动土地出让金收入上升，又提高了城投平台的信用资质。

　　依靠信贷刺激，驱动经济回暖，绝非长久之计。它令人担忧中国经济重返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老路，也必将为经济长期增长埋下隐患。

　　首先，资金持续涌入高杠杆部门，进一步加剧债务风险。房地产和城投平台皆属高度依赖负债的部门。过往数年，政府曾大力控制其风险。如今，巨量资金重又流入此类部门，将可能使先前努力付诸东流。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已成中国经济心腹之患。在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背景下，高杠杆将使企业背负沉重债务。一旦债务滚动链条集中断裂，很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猛烈冲击。

　　其次，过度刺激后的政策回撤，很可能引发经济震荡。刺激过猛，难免造成新一轮经济过热和失衡，未来政策回撤在所难免。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部分一、二线城市已在3月底陆续出台反向调控政策，4月初房地产销售应声回落，便是一声及时的警告。

　　过度刺激也不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基建投资将给产能过剩行业注入“强心剂”，近期钢价反常猛涨便与此关系密切。倘若基建脉冲带动钢铁企业供给回升，这显然有悖于今年初国务院提出的钢铁去产能目标。如此一来，本可淘汰的过剩产能将误以为找到新出路，有的“僵尸企业”将趁机上演“还魂记”。此外，这还会造成资源错配，对高新产业和第三产业形成“挤出效应”。

　　如果说前期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强力刺激尚可理解的话，如今，政府托底经济效果初显，继续维持这一刺激力度就未免弊大于利了。决策层应抓住时机，把重心转移到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为改革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正如不少官员所坦承，在不少领域，改革进展并不理想。去年底以来，决策层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燃改革热望，但也有学者警示，“要防止改革像冰上开车那样空转”，文件一道接一道，却难以落实。

　　供给侧改革着眼长远，重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其牵涉面很广，当前，应抓准重点、热点和难点。

　　“简政放权”应当是其核心内容。中国政府已宣布提前完成减少三分之一审批权的目标，但仍有过多管制，严重束缚着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在诸项改革中，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被公认成效突出，然而，仅仅由于工商总局商标局“缺纸”，企业商标注册证便被延迟发放七个多月，近来发生的这一极端事例表明，改革前路依然漫漫。

　　在发达国家过往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中，减税居于特殊地位。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结构性减税”。从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将进一步扩围，今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然而，与约20万亿政府收入相比，减税力度依然偏小。当前，许多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如何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再以体制改革中的“硬骨头”国企改革为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国资委须从原来的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国资管理头号改革任务。然而，数年过去，这一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欲切实实现所有制平等，清 除计划经济体制残余，国企改革必须加快。东北、山西等国企密集的地区当前的经济困难，也在呼唤国企改革提速。

　　货币当局已经注意到信贷增加过猛的问题，曾对信贷投放偏快的情况发出警告。但是，欲对“信贷爆炸”釜底抽薪，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加快供给侧改革，才能为这一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本文为2016年5月2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17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