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对旧问题的解决，也包含着新问题带来的挑战。

　　由静到动的发展模式转变

　　在本世纪初，基于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的考量，政府重点关注粮食生产、农民收入和干群关系问题，将问题限定在了农村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农业税费负担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在上述认识中，问题的根源在农村，解决的思路也在农村。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问题不再局限于农村，而是要在城乡关系的互动中，在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中重新审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城镇化、人口流动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出现了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市民化问题。而且随着农业机械的应用，社会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出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产生了新型职业农民，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农业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自给自足功能逐步弱化。同时，还产生了农民以及村庄之间的分化。农民与村民不再是指同一群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并非都拥有农民身份，住在农村的也并非都是农民。

　　有些村庄逐步推进社区化建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突出了生活的功能;有些村庄则重点保留生产功能，逐渐演变为农庄;还有些村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城市人休闲、度假的地方，以为城市提供生态、乡土性产品而获得发展空间。

　　总之，当前的农业、农村与农民产生了分立，每个都可以独立存在，关联度有所降低。它们更加注重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或者说，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影响，不能再静态地去看待这些问题，而是要在动态的系统中去把握。

　　从取到予的治理矛盾转换

　　原来农村中的治理问题主要是收取农业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两项工作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及其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后来，随着税费改革的实行，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乃至于全部取消，还实行了各种惠农补贴。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这些都极大改善了干群关系和基层的社会面貌。基层政府从管理转向了服务。

　　当前，如何对下乡的资源进行分配，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焦点和难点。“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对这一问题的经典描述。分配和补偿涉及每个人，涉及许多领域，时间跨度也很长。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就成为一个新问题。

　　这就涉及条线部门间和地方块块的矛盾。有些部门想解决与自己管辖范围有关的历史性矛盾，通过发文的形式给地方、基层，希望他们拿出资金来落实。这些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会被重新解读，引起其他问题、人群的连锁反应。而且解决的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涉及如何在各种人群和主体中达到平衡。在取的过程中，主要的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给予的情况下，不单群众责怪干部处事不公，群众之间也会相互攀比，想出各种为了获取利益的怪招、歪招，从而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所以，如何将好事办好，把资金、资源分配下去，并非易事。

　　由简约到精细的治理模式变迁

　　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主要受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原来收取农业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村干部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村干部手中的强制性资源非常有限，就需要运用到乡村社会的人情、面子等柔性资源来完成任务。当时，国家只下达任务，而未给予资源。国家对农村生活的介入非常有限，主要依靠民间权威运用地方性知识来解决，实行的是简约治理。

　　后来，许多农民选择到城市生活，留在村庄中有能力的人，因为待遇问题也不愿意担任村干部，谁来治理村庄成为一个问题。于是，政府就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补贴，提高了村干部的待遇。既然提高了待遇，就要对村干部有所要求和考核，自然就规范了对村干部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同时，随着惠农政策的实行，下发到农村的文件及涉农事项多了起来，也需要有专门人员负责落实。这也就让村委会出现了行政化、机关化的倾向。如何把不断下发的资源精确地分配到每个人身上，把目标对象利用合理的手段甄别出来，成为村干部的主要任务。他们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和新方式来完成这些任务，逐渐使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规范化、精细化。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许多国家资源不断深入乡村，以送法下乡的方式带去了法律规范和新的规则体系，改变了原来的纠纷调解和矛盾处理方式。基层干部也在迎法下乡，希望由专业的公安、司法部门来处理相关问题，自己更好地转变角色和工作方式。他们也希望通过不断精细的技术和法律规范来助推乡村治理，以减少自己所面临的矛盾和纠纷。

　　农村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

　　精细化、精准化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夯实基层，加强源头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任务主要由基层来完成。基层是矛盾和问题的发生地，也是最容易、最有效解决的地方。治理的任务和形势对基层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需要不断完善基层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提高基层干部的能力和素质，理顺体制和机制，在源头上解决问题。

　　综合施策，加强系统治理。在不断加强基层建设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高层的统筹。只有这样，政策的制定才能更加合理、统一，可以很好地落地执行，能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而不增加新问题。所以，需要在对基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综合施策，以实现系统治理。

　　明晰规则，加强依法治理。模糊是产生问题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前形势下，需要不断明晰规则，以增强政策和制度的可行性，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同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法事件也要坚决进行制止、纠正，以实现依法治理，增强法律的权威性。

　　综上，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村社会治理的环境和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精细治理将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式进行解决，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