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国家来说,发展普及中小学教育都是现代化的基本举措。中国也是如此。20世纪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小学教育,1949年之后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更是得到了迅速普及。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致力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一村一小学、一乡一初中”的义务教育格局,到1996年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小学的目标。并且,在政府财力、农民财力都不充裕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校舍实现了由土坯房向砖瓦房的历史性飞跃,乡村小学实现了民办教师为主向师范毕业生为主的历史性飞跃。
然而,在农村中小学普遍实现两个历史性飞跃的同时,乡村中小学教学质量却没有同步飞跃,乡村中小学生开始越来越大规模向城镇自主转学,大量中小学特别是乡村小学生源逐年萎缩。
在此背景下,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随后,农村中小学掀起撤点并校浪潮。到2012年,据称三分之二的农村小学已消失。
争议也由此引发。有人说撤点并校增加了家长负担,影响学生交通安全,导致城镇中小学普遍出现了巨型班、巨型校问题,甚至有人激烈批评说撤点并校“违背教育良知”。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如今5年过去了,争议再起。停止盲目撤点并校并没有阻止乡村学校的生源流失,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学生不足10人的“麻雀学校”——甘肃一省就有3000多所。而且,全国大部分保留下来的乡村小学根本无法保证每个年级有一个足额的班,多数教学点复活了“复式班”,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高度来看待影响亿万家庭、亿万人生的乡村中小学存废问题。
对农村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关于乡村学校撤并问题,从道德角度鞭笞甚至扣政治帽子,都是不足取的。无论是讲政治、讲良知,还是讲公平、讲效率,我们都不应该仅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判,而应该换位思考,去看看乡村学校生源加速枯竭的潮流为什么挡不住。
有人说,乡村学校学生流失是因为撤点并校,这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学生流失在先,学校先变成“麻雀学校”后,政府才对其撤并的。
有人说,乡村学校学生流失是因为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不公平,农村学校质量差,学生才流失的,这不是真相。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都在不断升级,很多学校生均校舍、生均经费、师生比都大大超过城镇学校。
有人说,乡村学校学生流失是因为地方政府不作为,不禁止农村孩子进城读书,这个道理讲不通。为什么要为保证乡村学校生源而禁止农村孩子进城读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而且,假若地方政府真的禁止本地城镇学校招收农村生源,就一定能够保证农村学校被填满吗?
实事求是地说,农村孩子涌向城镇求学,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产物。
首先,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过程。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也逐步提速,如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逼近60%。按照人口流动的一般规律而言,教育的城镇化最低也应该达到60%。
其次,东亚地区老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领先全世界,家庭为教育支付更多成本的意愿也最强烈,相应地让自己孩子进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教育的愿望和行动也最强烈。这是东亚地区无法遏制的择校热、补习热的文化根源。东亚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子女进城上学促使父母提早决策进城安家。
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本部,自然不会例外。家长竞相把孩子送到城镇更好学校读书,为此付出各种或明或暗的巨大成本。社会调查显示,许多地区20%到50%的农村家长为了孩子在城镇租房陪读。任何人都不应该轻视更不能歧视这种淳朴而坚定的教育信念。
第三,争议中有一个吊诡的重要问题一直没有被充分认识。在农村中小学硬件条件飞跃、质变,生均成本高于城镇,教师普遍师范专业、考选上岗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为什么不能有效提高,或者不能令家长、学生、社会满意?这其中的根本不是硬件问题,不是教师水平问题,而是教师积极性不高。农村学校的新一代教师都是大中专毕业,有城镇户口,绝大部分都在城镇安家生活,对于这些人,要求他们扎根农村,特别是越来越空心化的农村,连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完了的农村,很难。
对此,有人喜欢唱高调,认为老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应该如何如何。这个观点难以令人认同。教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公平正义,如果尊敬老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那就更应该为老师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教师是教学质量之本,创造条件让老师兼顾工作与生活,提升老师的职业尊严与积极性,对乡村学校老师而言,把他们调动到城镇学校就是最大的激励。
从“三个面向”看农村教育城镇化
当然,肯定农村教育城镇化,绝不是说现在的农村教育城镇化没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教育城镇化的问题比成就更大。
首先,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出现偏误。现在的教育均等化重物不重人,按传统乡镇、行政村的区划进行投入,导致农村地区校舍大量空置,而县城学校拥挤不堪,七八十人的大班额非常普遍,百人以上的巨型班也不稀奇。很多县市,农村学生进城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并且愈演愈烈,但是一些地方宁肯搞房地产搞到库存严重的程度,也不肯根据学生数量建设学校。
这种现象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对象是人,服务要随人走,经费要随学生走,学校要随学生走。地方政府应切实把农村教育的投入重点转向农村教育城镇化,转向进城读书的农村学生,确保进城学生有学上、上好学,家庭负担不增加,食宿交通有保障。
其次,教育城镇化跟不上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县域城镇学校学生拥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不能随父母流动,只能以留守儿童身份在老家城镇读书。
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得到真正落实,县域城镇学校的压力将大大缓解,农村教育城镇化将实现巨大飞跃。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优先解决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读书,是对一代人负责,是对历史负责,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成败优劣,应该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优先的位置上予以决断决行。
第三,教育理念的含混,影响了对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态度。教育理念决定教育体制和教育行为,但是近些年来教育理念先后陷入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争两个泥潭,激辩如何拉车,忘记抬头看路。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就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就是中国教育的方向,就是中国教育的核心理念。立足“三个面向”看农村教育城镇化,就不会犹豫、摇摆。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农村人口绝大部分都要城镇化,农村孩子当然也要城镇化,农村教育当然也要城镇化,而且立足“三个面向”,立足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农村教育城镇化应该先走半步,用教育的现代化拉动国家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