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结构性失业风险明显加大

　　报告显示，当前中国新增劳动力供给并未出现剧烈下降，至少在2020年以前，劳动力总量供给大于需求，无论是劳动供给的增量还是存量，并不存在严重的短缺现象，甚至在未来一段时期劳动力供给还有富余。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认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期，就业结构调整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明显增大。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高文书表示，一方面，中国经济将逐渐转变成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形态，依靠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将失去动力，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等的粗放型产业将加快淘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就业结构的转变。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劳动力将因不适应而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工资迅速上涨，助推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呈上升趋势。如果政府不及时进行干预，在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之后，将出现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局面。

　　此外还要看到，当前化解产能过剩与损失就业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解产能过剩短期内势必会造成局部性失业冲击。”高文书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以河北为例，按照化解产能过剩的规划要求，到2017年河北省要完成6000万吨钢铁减压任务，相当于河北省四分之一的钢铁产能，这涉及60多万直接或间接的从业人员。在“钢铁大市”武安市，2014年2月当地共拆除了6家企业的8座高炉，涉及7110名职工转岗，相关上下游产业转岗人员加起来有2万多人。

　　“全国算下来，这样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关、停、并、转’以及由此形成的下岗，数量会比较大，可能会有几百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就业问题、再就业问题以及他们失业的生活托底问题，将是‘十三五’期间就业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

　　劣势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环境依旧脆弱

　　张车伟认为，有必要澄清当下社会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误解。目前，学术界虽已接受中国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但往往将人口转变与劳动力绝对短缺联系起来。实际上，虽然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但并不意味着已经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时代，周期性失业还将发生，劳动人口中的“4050”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环境依然比较脆弱，未来仍然是就业政策的重点帮扶群体。

　　报告认为：“从长期来看，农民工群体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难以维持，其就业形势将比大学生更为严峻。”高文书解释称，首先，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长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处于明显劣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6亿人，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但是，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其次，青年农民工集中在经济调整冲击最突出的地带。超过70%的青年农民工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大约50%的青年农民工从事制造业，而受经济放缓和结构调整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些青年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经营经历，在遭受冲击下，农业“蓄水池”功能对于青年农民工不再发挥作用。相对于同龄的城市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农民工的适应能力明显更弱，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中加入长期失业大军。

　　大学生的问题同样突出。张车伟说，他们统计失业者中毕业未找到工作人员的学历分布发现，大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找到工作的比重达到44%，占全部失业人员的比重为9.6%。如果不考虑以往累积下来的人数，则可以说每10个失业人员中就有1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照2010年2283万人的失业总规模，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规模将近200万人。根据预测，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人数为560万人，这意味着35.7%的新毕业大学生没有实现就业。

　　建议引入退休年龄弹性机制

　　应对“十三五”就业冲击，张车伟建议，在就业政策制定上，政府应该着重考虑如何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利用和消化吸收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从供给端看，既要培养更多的市场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也需要为已离开学校的劳动者学习新技能提供渠道。从需求端看，应关注到就业创造的模式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将是就业创造的主体。应扶持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发展，降低他们在社保缴费、员工招聘和培训等方面的成本，能更好地发挥这些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提高就业质量和市场需求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十三五”时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关键阶段，就业发展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首先，通过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赢得时间；其次，要积极应对结构调整所提出的挑战，做出相应的规划和政策调整；再次，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迎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变革；最后，抓紧时间，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同时考虑到未来中国可能出现全局性劳动力短缺局面，张车伟建议“十三五”期间开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为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制度性安排，建议按照并轨先行、渐进实施和弹性机制的原则逐步延迟退休年龄。

　　首先，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将退休年龄归为两类：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其次，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再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

　　同时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测算表明，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改善城镇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增加城镇适龄（退休年龄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延缓其比重下降趋势。”张车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