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服务业发展呈现新趋势新特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日趋明朗，高收入经济体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这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新的产业革命，是技术业态、产业组织、经营管理、商业模式、运行体制、发展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可以称之为“服务革命”。随着经济服务化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在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60%、在发达国家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70%、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比重在60%左右，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服务业成为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

　　一、经济服务化。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经济部门服务化不断深化，服务性活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方式。服务不仅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越来越将业务中心从产品生产转到提供服务上来。

　　二、服务外部化。制造企业将研发、设计、仓储、营销等服务功能逐步分离出来，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部门。政府向社会和市场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三、产业融合化。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产品和服务的边界日趋模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从一次性购买转变为持续的多次服务，消费者和生产者趋于融合。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业务、组织、管理趋于融合，形成全产业价值链增值体系。

　　四、价值高端化。企业生产向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等高价值链区段转移，生产性服务环节在产业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供应链、营销网络、服务方式、赢利模式等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新内涵。

　　五、要素知识化。物质形态的要素投入作用越来越小，而凝结了知识、诀窍等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趋紧密，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了主导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要素投入的知识化趋势不断增强，促进服务经济成为以知识要素投入为主的生产过程。

　　六、组织网络化。企业利用生产网络和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把不同的价值链环节配置到成本相对最低的区位，并对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生产工序和价值链分工深化，推动产业链与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促进企业实现更大空间尺度的资源优化配置。

　　七、企业平台化。借助于互联网络、电子支付技术和现代物流服务，各类平台服务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企业的营销方式和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者成为生产活动中心，个性化、体验式、互动式消费蓬勃兴起，促进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

　　八、分布集聚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促进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等大规模集聚，促进大都市和城市群成为服务功能的主要集聚地。大都市和城市群由制造中心和生产基地，转换为服务中心和服务功能区，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

　　九、结构生态化。信息网络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促使产业发展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低能耗和低排放成为主要特征，使轻型化、生态化成为服务业的突出优势和结构特征。

　　十、发展离岸化。全球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贸制度创新，推动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增强，服务贸易流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外包迅猛发展，服务业跨国投资份额大幅提高，服务业跨境转移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服务业离岸化发展成为全球化新特征。

　　与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关注的焦点逐步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拓展，对成员国的约束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意欲强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将对全球服务经济发展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

　　一、经济发展由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国际经验表明，服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高收入阶段时,服务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提高大幅上升，服务业进入加速发展期，逐步成为主导性经济形态。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按两个翻一番目标、“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6.5%计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1.1万美元，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这个时期正是服务经济大发展时期。特别是2015年，我国已有10个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二、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从生活性服务业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住”“行”主导的服务消费结构加快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特别是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低端基本性消费品比重将逐渐下降，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等高端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不断兴起，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从生产性服务业看，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需求迅速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为调整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

　　三、服务业主导地位逐步确立。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11年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1.6%，比第二产业高11.8个百分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量子通信等新技术广泛渗透，促进服务领域的新业态、新服务迅速发展，2016年网上商品零售额突破4万亿元，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网约车等迅猛成长。服务业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和经济服务化趋势加快形成，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预期目标，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0%，“十三五”时期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明显加快。随着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对生活性、生产性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将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在大中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五、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改善。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届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0.8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将显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改善，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

　　六、改革开放加快推进。“十三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到202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我国将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环境。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服务业全面跃升的关键期。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服务供给难以适应需求变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医疗保健、信息通信、教育文化、养老休闲、文化娱乐等中高端享受型和发展型服务消费比重逐步上升，但服务供给还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供给不足，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

　　二、服务业整体上处于中低端价值链环节。我国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总体偏低，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制约了产业价值链提升，需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三、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低，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服务行业和服务企业偏少，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在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运输、旅游、建筑服务所占比重偏高，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仍在扩大，与货物贸易发展还不平衡。

　　四、服务业发展仍面临体制机制束缚。服务业发展竞争不充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领域准入限制仍然较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完善，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从服务业大国迈向服务业强国

　　经过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正在发展成为服务业大国。201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38.42万亿元，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品种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服务业大国地位逐步确立。今后数年，我国服务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按照《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确定的目标，要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升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十年倍增”，到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达55%。要实现这个目标，推进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必须把握战略机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充分释放服务业巨大发展潜能，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服务业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力。

　　一是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活力。服务业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求建立健全更加公正开放的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和透明的信用体系。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开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竞争性业务，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清除各类隐性障碍，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继续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取消各地方违反规定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禁止设置限制服务企业跨地区发展、服务跨地区供给的规定。推广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二是扩大开放，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具有更广的辐射范围和更大尺度的市场边界，具有更强的网络性和渗透性。要鼓励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空间，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开拓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销中心、物流中心、展示中心，构建跨境服务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积极参与多边双边、区域服务贸易谈判和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积极推进与美国、欧美的投资协定谈判，增强我国在国际服务投资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三是创新驱动，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现代服务业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是伴随技术、业态、商业模式创新而发展的。要鼓励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在服务业中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手段，培育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兴业态。支持发展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采购和营销服务、会展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拓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领域，重点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设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服务外包。通过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四是融合发展，增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力。发展服务业不仅表现为服务业规模扩展和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支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培育“服务+农业”新业态，支持发展农业共营制、农业创客空间、农业平台型企业等融合模式。鼓励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制造企业向创意孵化、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等产业链两端延伸，拓展服务增值空间，提升产业价值链。鼓励服务企业向制造业渗透，开展反向制造和反向整合，促进制造业柔性化改造和个性化定制。发挥平台型、枢纽型服务企业的引领作用，培育“平台+模块”产业集群，发展一批产业融合、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产业联盟。

　　五是优化环境，助推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服务业发展对综合配套环境和基础设施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畅通安全的信息传输、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要完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快完善网络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法律法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建设规模宏大的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系统功能优化，提升智能化、网络化水平。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跨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信用激励与联合惩戒机制。

　　(作者：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