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企稳向好态势

　　“中国经济成功探底回升、风险和压力得到初步释放，而且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初见成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向本报记者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反弹与分化两大基本特征。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国内各项宏观政策和世界经济复苏拉动的共同作用下，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名义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回升，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

　　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基调下，刘凤良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还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逐渐显现;随着居民收入增速的持续放缓，消费增长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国际周期会在短期内提供较强的支撑作用。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7年中期报告》测算认为，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6.7%，CPI为2%。

　　未来需要更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元春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需要迈过三道坎：一是金融整顿和房地产治理，否则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将更明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将大大降低;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三是政府改革，如果仍按照现有模式简单加速地方投资，我们很难实现经济新周期的升级和发展，另外经济新周期的升级需要服务型政府，需要政府打破管制，释放投资空间，真正使第三产业向所有经营主体放开。”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是对当前急迫的供给侧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直接的改革。例如，高杠杆是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有去杠杆，才能疏通宏观传导机制。

　　刘元春认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是较为短期，未来还需要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升长期生产率，长期改革的具体内容需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

　　“一个核心”是重塑政商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新常态需要新动能，新动能需要新型的政商关系。原有的市场和政府界限更多是要素推进型模式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境。需要塑造创新导向的政商关系。“两个支柱”是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和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

　　刘元春说，通过这些改革，一方面解决经济传导中的结构性问题，重塑中国经济传导路径，激活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潜在生产率，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在短期内，为了给新改革提供时间和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由于当前阻碍宏观经济传导的核心在于高杠杆，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有序去杠杆来降低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竞争式监管放大监管要求，需要更多的协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体现新特点

　　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短期国内宏观经济传导不畅和长期生产率下滑。刘凤良说，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过程中积聚的各种风险的释放与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与新周期孕育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

　　刘凤良表示，这轮改革是在新常态下进行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新改革相比于以往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新特点。

　　这轮改革需要避免通过GDP竞赛类的排名来进行激励。在新常态下，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由于质量是多维度的，单一维度的数量竞赛就不再合适，这只会导致地方关注某些数量目标，忽视其他目标。

　　这轮改革需要将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在GDP竞赛等数量经济竞争环境下，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动力，需要地方政府发起改革。但是，对于现有的质量导向的多目标改革，需要中央统一协调。

　　新一轮改革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 “四个意识”下的执行力考核。对待新改革由于不用简单的GDP竞赛，就需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重点考虑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如何自我创新，更好地执行改革，确保主体责任。

　　加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担牵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日常协调功能，工作需要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