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以前，是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还没有“社会”二字。1982年以后意识到光讲经济不行，于是从“六五”就开始讲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概括为“经济与社会”。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翻番，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大的飞跃确实不容易。

　　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是借鉴和学习。这里面当然不能完全僵化，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创造，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式是接轨的，借鉴的东西比较多。

　　到了社会层面就比较复杂。到现在也找不到一个社会体制是中国能简单拿来实施的。社会体制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行为模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很大部分是传承的。

　　最近，我在研究美国的模式。托克维尔当年到美国，做了9个月的考察，预言这个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预言成功了。原因就是，他看到美国当年的社会体制、社区共同体是很精彩的，与当年的欧洲比，很有社会活力。但是后来美国出问题了。今天的美国已不是早年托克维尔描写的那个美国了，它的社区精神衰落了。美国社会在今天也碰到了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经济体制的创造基本是学来的，但社会体制的创造学不来。中国的社会体制真的找不到样板，该怎么办?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

　　其实我们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写了欧洲经历的大转型，在欧洲，英国从几百年前开始转型，但当年欧洲的全部转型也不过是4亿人，而现在中国是近14亿人，转型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所进行的城镇化是近14亿人的城镇化，现在城镇化率57%，但是里面有水分，即城市外来人口这部分。中国的城镇化走得十分艰难。

　　我们要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承部分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都是创新。如果都是创新、多数人不适应，大家也不可能接受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体制大部分是传承过来的。

　　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特别要理解社会创新的意义。2020年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建设覆盖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目前世界上福利体系做得比较好的欧洲也遇到了债务危机问题。而中国近14亿人，保障体系怎么建?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大转型的创新意义太重大了。

　　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自秦以来创造的中央集权，好处便是能够统一。共产党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新体制——从中央政权到基层，都有一个党组织，这在古代从没出现过。这个体制决定了国家的动员能力、行动能力极其强大，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最近的雄安新区，这样的力度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社会组织的穿透力太强大了。

　　2013年中央发布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涉及的具体改革措施有300多项，是关于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而纲领中有一条叫社会治理创新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创新是告诉我们，要有社会活力，而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激发社会活力。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还远没有把社会活力完全释放出来。中国有将近14亿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活力，这个民族是了不得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