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去产能”基于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也不高。然而，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也具有自身特殊性，即存在“过剩水平超过其他国家”“环保、安全等标准被人为压低”“已经过剩的行业仍有企业涌入”等特殊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际经验，要探究中国特殊成因而对症下药。

　　究其原因，一些地方出于政绩考量，以行政审批为干预微观产能的直接手段，在项目审批、投资审批、环评等市场准入审批上压低标准，在土地、信贷等配套审批上提供制度便利或政府担保，劝诱企业扩大投资建设。在此情况下，企业积极性被放大，偏离最优产量，久而久之带来结构性问题，导致非均衡性发展。

　　不难看出，审批让一些地方政府获得了推动产能扩张的“合法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推动审批改革才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釜底抽薪”之举。审批越多、越严格，政府的微观经济权力也就越大，其推动产能快速增长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的审批改革，将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当然，审批体制改革并非一律取消或下放审批，而是要制定审批清单和负面清单，规范完善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一方面，对于环保、安全生产等“社会效益型”审批不能下放或取消，而应以垂直管理严格守住审批门槛。另一方面，要在坚守底线的同时尽可能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去产能”的核心不是“产能”，而是“过剩”，因此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扰，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决策。

　　总而言之，“去产能”应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推动建立合理高效的行政审批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该放的坚决下放，该管的严格管好，切实优化企业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形成一批技术先进、管理规范、市场认可的领军企业，并通过兼并、重组、关停等手段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地方经济和企业的转型、不良资产的处置、分流人员的安置等方面进行配套支持，做到破旧立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