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在凤凰“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的不同之处发表了独到见解。
季晓南认为，“走出去”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但“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大调整，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创新，它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季晓南在凤凰“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现场演讲全文实录：
受到世界广泛关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结束，凤凰网凤凰智库就举办“‘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这是解读和宣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领会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这个伟大事业的建设。
论坛主办方请我参加这次活动并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投资机遇与风险”作一主旨演讲。我不久前去了巴基斯坦和蒙古，去年去了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前年去了埃及和伊朗，主要考察中央企业在这些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情况。结合这些年对沿线国家的一些考察，我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企业投资机遇与风险”谈点看法。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走出去”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战略，这些都已实施了多年，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对我国企业寻找和扩大海外投资机会意味着?这是我国企业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的。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不是“走出去”的简单延伸，“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大调整，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创新，它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多年的“走出去”战略相比，至少有六个重大不同，包括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着眼的区域平台不同、倡导的发展理念不同、推进的主导力量不同、经贸的主要内涵不同、实施的保障机制不同。
“走出去”战略是在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大背景下提出的，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工作主线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新常态给大家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不少行业产能过剩，现在强调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实际上，建材、造船、炼化等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建筑施工能力和水平国际一流，也可以称的上是中国名片，但建筑施工队伍也存在过剩的现象，导致恶性竞争，建筑行业经常出现的低价中标、层层分包引发工程质量问题和工资拖欠问题等，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和装备合作具有巨大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象国际上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评价的那样，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重要时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在寻找新的发展之策，发展中国家普遍深受不发展之苦，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不少国家希望借助中国的快速发展助力本国经济的腾飞。如何推进世界经济摆脱缓慢增长的格局，如何加速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任务。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受到这么国家的认可。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这么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家代表和国际组织参加。而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产品、产能装备水平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位，高铁、核电已成为国际名片。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的规模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中国已成为进入世界500强位居第二的国家。企业规模大了，需要更多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也需要在全局进行新的布局。所以，“一带一路”倡议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埃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是人口大国，巴基斯坦近2亿人口，印度人口已接近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沿线一些国家具有可观的人口红利，一些国家人均月工资只有中国的1/5甚至1/7，如果能把中国的优势与沿线一些国家的优势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而且能够拉动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
特别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互利共赢，更多考虑沿线国家的利益。中国提出的这些重要观念，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理念，而且是具体行动，因此，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也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疑虑。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蕴藏着巨大的经贸商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每一“通”都蕴藏着巨大商机，每一“通”都通向大量财富。
政策沟通包括建立政府间政策沟通机制、交流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共同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协调解决合作发展中的问题、共同秋大型项目提供政策支持等。政策沟通突出强调政策和战略对接，没有政策和战略对接，很多大型项目像中巴经济走廊，是很难很快变成规划并组织实施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政策沟通还包括海关、通讯、检验、检疫等内容，就是大家讲的标准的沟通。政策沟通还有一个减免税和避免双向征税的问题。这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设施连通包括道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通信等许多方面，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也是我国企业投资的重点。“一带一路”将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这中间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据有关资料，“一带一路”沿线70%的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5亿人口无法用电，2015年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平均值为52.6%。巴基斯坦电力供应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0位，首都和高档宾馆经常面临断电的困扰，许多单位都自备急用发电设备。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16—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超过26万亿美元，年均达1.7万亿美元。由中国倡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累计投资将超过50万亿美元。
贸易畅通包括消除贸易壁垒、优化贸易环境、创新贸易方式、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建设自由贸易区等。2014—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20万亿元，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包美元。今后5年，我国对外投资约6000—8000亿美元，相当一部分会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1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增长率有望每年有20—30%的递增。
资金融通包括扩大本币互换、开放债券市场、筹建投资开发银行、组建运营投资基金、加强征信评级合作、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目前设立的各类多双边产能合作基金超过1000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达8600亿元，中国央行与21个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央行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1.4万亿元。亚投行开业以来，先后为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9个重大项目提供了17.3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带动140多亿美元的投资。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
民心相通包括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旅游合作、学术往来、媒体合作、智库合作等。到2020年预计文化交流的规模将达3万人次。特别是旅游合作，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同时，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1100亿美元。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难免会遇到种种风险，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中亚、中东、南亚及非洲部分国家，宗教、民族矛盾突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也可以分为非市场风险和市场风险。外部风险包括政治动乱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宗教民族风险、环境生态风险等。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把风险防范摆在重要位置，必须认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详实情况，做到一企一策。从这些年中央企业的实践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尤其要做到6个充分考虑，一是要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包括政党轮换、政党利益、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利益集团、腐败严重等;二是要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包括外汇十分短缺、外汇严格管制、货币大幅贬值、偿债能力低下等;三是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科技创新能力、人均收入水平、市场规模容量等;四是要充分考虑员工情况，包括所在国的员工劳动技能、劳动习惯、管理能力、劳工政策等;五是要充分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额大，回收期长，要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六是要充分考虑产业园区的平台作用，尽量规避“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薄弱、安全形势严峻等给投资可能造成的损失。
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能一路平坦，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震撼人心的伟大倡议，一定会在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扎实推进。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中国企业如能顺应潮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一定能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