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发展大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目前“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举措成效正在显现，宏观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近期有所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向纵深推进，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酝酿与形成，保持中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基础越来越牢固。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力度加大。一是去产能速度加快。2016年，粗钢产量8.08亿吨，同比增长1.2%，提前完成4500万吨的去产能任务;煤炭产量33.64亿吨，同比下降9.4%，超额完成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二是去库存成效明显。2016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6.9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2%。工业企业库存出现积极变化，2017年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4.5天，同比减少0.9天。三是去杠杆步伐加快。一方面，努力盘活不良贷款，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大力发展股权融资，降低企业负债率。另一方面，通过债务置换，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职能，积极推广运用PPP、资产证券化等新型融资模式，消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降低了债务违约风险。

　　降成本成效明显。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自2016年3月1日起，央行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6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平均年利息及费用率约为6.17%，是2012年开展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点。调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全面实施“营改增”，有效降低了工业企业税负。2016年，“营改增”新增试点行业全部实现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仅“营改增”一项改革全年预计减税超过5000亿元。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降成本措施，为企业减轻成本负担。根据国家发改委估算，包括“营改增”、价格改革等在内的多项举措，2016年为企业降低成本合计约1万亿元。

　　补短板稳步推进。重点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弥补民生短板。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7.4%，高出全部投资增速9.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19.9%，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涉及短板领域的投资增速更高，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利管理、农林牧渔领域的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9.9%、20.4%和19.5%，分别高于全部投资31.8、12.3、11.4个百分点。实体经济获得更多金融支持。2016年，实体经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量为12.44万亿元，同比增长9.9%，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67.4%，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但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长期目标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

　　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旨在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五大任务中，房地产去库存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选项。但在地方投资冲动下，房地产去库存容易演变为房地产热，有可能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一是房地产过热将对上游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产生短期刺激，延缓去产能步伐。据中钢协数据，2017年1月上旬重点钢企粗钢日产170.91万吨，比上期增产4.53万吨，部分地条钢生产企业有死灰复燃迹象。二是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将挤出制造业投资，加剧投资“脱实向虚”问题。2016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为负8.5%，而同期房地产累计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1%。三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居民金融杠杆迅速提升，放大了资产泡沫和局部金融风险。2017年1月，“新增信贷即房贷”现象不再，但新增贷款中居民中长期贷款高达6293亿元，同比增长31.6%，这将大大改变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倾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旨在激发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步伐。就目前各地出台的措施看，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一般通用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一般通用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加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这类技术具有较大的外溢效应，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但从各地实践看，投资政策偏重于应用型技术，对一般通用技术的扶持乏力。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倾斜加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尽管存在较强正外部性，但随着投入增加会产生“拥挤”，出现投资的增长效应递减。三是基本农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持续改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持续深入的重要前提。2016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4.6%，影响CPI上涨0.9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反映了农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根子在于我国小农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率长期持续改善的制约。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会导致劳动力从二三产业回流，从而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趋势。

　　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制约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不但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成效，而且增加改革的预期成本。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改革有待深化。近年来，我国企业的交易成本、运营成本总体偏高，加上用工成本持续上升，生产经营面临不小压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本行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以降低关联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但交通、电信以及部分公用事业等行业收费情况说明，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任务十分艰巨。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待突破。2016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降至8.6%，但就业比重仍接近30%，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制约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总面积为66.9亿亩，包括55.3亿亩农用地和3.1亿亩建设用地，市场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超过30%，但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从四个方面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巩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仍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从四个方面着力。

　　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项任务“单兵突进”尽管能取得短期效果，但如果缺乏其他任务的协同推进，会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和不适当市场预期，进而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目前对房地产问题，要从长期眼光辨症施治，避免因政策过头而导致“大起大落”现象。同时，要瞄准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增长可持续性目标，兼顾短期宏观稳定，加强政策协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效应。要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下功夫，通过对“僵尸企业”的出清扭转资源错配，通过对劣质资产的重组兼并降低重点行业的资产负债水平，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稳定政府杠杆，改善居民杠杆。要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的“拥挤”效应，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落后地区和农村，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着力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资源配置不优、创新能力不足，是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优化资源配置与推动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对矛盾，前者要求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推动创新客观上又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促进。但从我国实际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仍是妨碍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问题，不从根本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旨在激励创新的公共政策也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近几年来，中央与地方在鼓励创新方面出台的政策、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但就经济表现来看，政策效果与预期相距甚远。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能有效地缓解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程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将增加一半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与实现创新驱动一样，也是提高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

　　处理好“五大任务”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当前存在将“五大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为一谈的倾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这一改革的目标。我们看到，由于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存在过多地用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方法的问题，导致了新的市场扭曲。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各项改革的协同推进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要加快推进能源、交通、通讯等垄断行业改革，以这些行业的减利让利切实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改善实体经济发展条件。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尤其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要充分考虑非公企业的发展空间，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将更多的农业生产从业人员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

　　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拓展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外部需求持续疲软。有鉴于此，需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全面、深入、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要继续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区建设，完善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红利。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合作，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并于2015年首次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阶段。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为更多优秀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同时，要创新国际化融资模式，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新生多边金融机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