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和青年群体社会分化备受关注

　　近10年来的青年研究反映出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突出的代际差异和较强的阶层分化。一方面，大量研究显现出了青年一代与中年、老年群体代际间的明显差异。事实上，即便在青年群体当中，“80后”与“90后”也有差异，甚至“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较为突出。这一点从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区分就可以反映出来，大量青年研究成果是分别针对两大青年群体的研究，一是针对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包括城市白领)的研究，二是针对青年农民工的研究。青年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是青年群体中两个最大的子群体，其教育经历、就业及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机遇大为不同。大众媒体中的流行语，如“富二代” 与“穷二代”等，明确地显现出青年群体中的贫富分化。家庭出身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它被称之为“拼爹现象”。正如笔者在《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对“80后”一代的研究结论：“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层双重烙印的一代，代际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阶层的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层分割。

　　城乡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分层现象十分突出。教育的分化最终导致青年人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学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使来自农村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强化了阶层地位再生产。大量有关青年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还有一些研究显示，社会分化在儿童期就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同儿童群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已经在制造儿童群体的分化。

　　互联网对青年的影响成为重要研究主题

　　近20年来，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深入到青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互联网及其对青年的影响成为青年研究的又一重点主题。当代青年被称为“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是网络参与最活跃的人群，青年研究学者从多方面研究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对青年人的生活、观念、行为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些研究指出，互联网上形成了青年的网络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具有媒体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成员的低龄化、行为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实用化。青年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独特的文化。另一些研究注意到，网络时代的青年认同出现了困境：青年的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存在张力;青年的社会认同存在不确定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场域的转换。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已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消费、网络交往、网络闲暇娱乐、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和新主流。新型的生活方式给青少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对青年社会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的变革使青年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此外，“光棍节”作为一种青年网络文化现象吸引了许多青年研究学者的眼球，研究者特别关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光棍节”演变为“购物节”，充分体现了商业化浪潮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收编”过程。“光棍节”由反传统的青年亚文化演变为商业盛宴的“购物节”只是青年文化受到商业化侵蚀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表现出明显反叛性特征的“80后”文化，在最近10年则迅速而全面地被商业化，如作为“80后”文化载体的“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

　　在讨论青年互联网行为及其社会影响时，“网络愤青”现象也是许多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愤青”群体迅速崛起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在“网络愤青”最初崛起的阶段，多数媒体和青年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给予正面的评价，许多研究者把这看成是公民参与政治的表现。但同时，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网络愤青”的极端情绪和“非理性”表达，特别是“愤青”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有学者指出，“愤青所谓‘非理性’行为的背后实际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性’诉求，而这种诉求同时也折射了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国际和国内性的各种问题”。

　　当代青年婚恋模式新趋势研究成为热点

　　社会经济急速变迁导致的代际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在婚恋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成为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新的婚恋现象，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些学者注意到，“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婚姻焦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代际之间关于婚姻问题的一种冲突。与“婚恋焦虑”相伴的是单身青年在适婚青年中的比例日益上升，大龄青年的“不婚”情况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为突出，“剩女”和“剩男”数量都很庞大。“婚恋焦虑”现象出现的背后，存在着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社会观念、交际方式、家庭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许多研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出现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趋势。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夫妇婚龄差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青年人“闪婚、闪离”现象增多，“试婚”成为单身青年追求理想婚姻的一股“潜流”。经济条件在青年择偶因素中的重要性上升，财产公证成为青年防范婚恋风险的无奈选择。另外，当代青少年具有更加开放的性观念，他们注重个体的权利，肯定性的价值，追求性爱婚姻的统一，其性爱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性观念的日益开放，使青少年对传统意义上禁忌的性爱行为(如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这些另类性行为也成为青年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另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社会和人口变迁对农村青年婚恋的影响，尤其是性别比例失衡和人口流动对农村男性青年婚姻的挤压，导致农村光棍现象日益突出。

　　除了上述几方面之外，青年社会学在有关独生子女问题、青年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也有大量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近10年来青年社会学的学科化水平有所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改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不过，与社会学其他一些领域相比，中国的青年社会学在学术规范程度和理论分析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两种倾向：学术规范程度较高、理论分析较为深入的研究，缺少青年社会学的独特学科视角;聚焦青年问题并具有学科视角的研究，往往缺乏理论分析深度或研究方法不够严谨。如何突出青年社会学独特的学科视角并提升学术规范水平，是促进青年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