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之路，究竟是凭空妄想，还是当下正途?究竟是前途渺茫，还是大有可为?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学者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

　　学科发展表露三个不良倾向

　　应该说，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从纵横两个角度进行解构和观察。纵向上看，它既不同于无根的漫谈，又区别于无端的遐想，而总是在一定的学术传统内以既成的学术成果为出发点。同时，它必须具有超越性、探索性和开拓性，增加或提供以往学术研究所不足或所缺乏的东西，从而构成未来研究的新起点。从横向上看，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论和思潮在碰撞中争鸣交锋、融合发展，不仅成为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主流形态，而且构成了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演化的内在规律。

　　由此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三重品格：既有主体性和继承性，又有批判性和超越性，还有开放性和综合性。三种品格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演化本质。如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一个当代镜像，那么目前各个学科均不同程度表现出主体意识薄弱、批判精神缺失和开放中缺乏综合的不良倾向。

　　一是主体意识淡化。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使西方传统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国学传统则在过度的自我否定和盲目的自我舍弃中逐渐式微乃至沉寂，进而使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陷入无根源、无主见、无传承的“三无”困境。

　　二是批判精神缺失，甚至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难以验证性，不同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实践具有差异化的理论投射。但现实中，一些研究者把西学看成一般性的“金科玉律”，不仅使人因此而缺乏批判精神，而且让一些治学者因迷信西学而失去创新意识;不仅促成刻舟求剑的实践错误，而且还扼杀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生命力。

　　三是开放中缺乏综合。与其说这是第三个特点，倒不如说是前两个特点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学者被迫或主动地开眼看世界，这启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放式发展的进程。但缺乏本位意识的触碰，无法推动借鉴基础上的综合创新。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是“输血”式地拿来一点算一点，缺乏“造血”功能。

　　对自有传统的再认识再回归

　　这三类问题或者说典型特征，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还是终极宿命?如果只是必经阶段，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具体而言，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是终极性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反思中前进，通过对自有传统的再认识、再发现和再回归，又重新回归到新一轮的螺旋式发展的起点。下一个阶段只能是在发掘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对西学东渐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的综合创新。

　　第一，创新是增强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主体性的产生源于自主创新，主体性的保护和增强也依靠自主创新的持续与加快。一个缺乏创新的理论体系或文明传统，必然会逐渐走向消亡。

　　第二，创新要强调批判与超越。这不仅是源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逻辑性，更因为它的复杂性和不可检验性。事实上，这种复杂性和不可检验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正是造就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壮大的深厚土壤。不确定条件下的真理具有相对性，所以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永远不能停下脚步;每一次批判都是对现有理论的适应性调整，每一次超越都是对客观真理的无限逼近。古往今来，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正是一代代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者怀着追求真理、超越前人的梦想，在一次次突破旧桎梏、开辟新天地中掀起波澜，推动着人类智慧的勇往直前。

　　第三，创新是开放性和综合性的必然结果。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主动走向世界。这种开放为古老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带来了崭新的多元文化体验以及一定的危机压迫意识。一方面，传统汉学、传统西学、“东方西学”和“西方汉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复合混存，各式各样的交叉传统带给我们的不单是兴奋和启发，有时候还有一种狭路相逢的精神体验。在学术之路上，也真正出现了一系列我们必须有效解决的学术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历史上经历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激烈和复杂。由此，探索文化整合的新方法、构建兼容并蓄的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势在必行。自主创新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总之，承认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重品格，就应该直面危机与困境。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面向世界塑造中国价值、提供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