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情况的时候，我注意到可能那个信息是十几年前网上的来源，说我有十几年的研究工作经验，其实我有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经验了，但是确实一直在研究的位置上就难免有些书生气，我也努力地理论联系实际，要注意接地气，所以，还是参加了很多的课题研究、调研项目，也试图把现在我们要把握的一些基本思路、要领、和鲜活的一线的实际情况对接在一起来领会和把握。今天因为是内部讨论，有些自己的看法也试着展开地说一说。
和有些同志字斟句酌的风格可能有所不同，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是希望能够稍微放开一些，未必一些见解多么的精确无误，但是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也非常愿意听到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批评指正的意见。时间从现在开始大概到11点或11点多一点，中间不专门安排休息，各位可以自己掌握。另外，我也先表达一个愿望，在自己汇报看法的过程中间，各位有关心的问题可以写成纸条递给我，我非常愿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研究者认识上的回应，这样可以做一个讨论互动。
下面我就把准备的内容先汇报出来，主题就是聚焦供给侧改革，看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方针。
现在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述为战略方针，显然它就不是一般的方针。战略是与全局最高层面上的统筹规划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作为一个战略方针当然就是要指导全局的，这里面显然包含着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要领，当然不限于经济，而是要把经济和其他的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合在一个大系统中来把握。按照这样的一个战略方针来领会其丰富内容，我觉得首先要把握背景方面的两大线索。
第一大线索是在十八大之后，我们最高决策层新的一代领导集体人事安排基本到位并形成新的一代核心这个过程中间，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在这个线索上，当然就要特别强调十八大以后从三中、四中、五中到六中全会所形成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对于全面工作的指导意见。后面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是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在2010年以后经历了阶段性的转换。
先说前面这条线索。在十八大以后，首先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三中全会开始，给出了全面改革的顶层规划式的部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在一开始，十八大召开之后，就已经在相关的权威文件里非常清晰的表明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它就是一个要求全面掌握、全面配套的认识框架。到了三中全会“60条”出来以后，应该讲方方面面好评如潮，可能各位还有相关的记忆：三中全会大家寄予厚望，因为在此之前实话实说社会上种种矛盾凸显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各种议论都有，三中全会给出什么样的指导方针呢?看了公告以后，很多人反映不解渴，公告是一个很简单的缩写本，当时听说，决策上马上就做了调整，不再做逐级的传达，把全文一下子公诸于世。结果全文出来以后，国内国外一片好评，到现在为止一般的研究者、我们接触到的学者说到60条，还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这个60条的文件里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把可排列出来的具体的改革切入点按顺序出一个清单的话是336项，以后深改小组——这是最高层级的关于改革的领导机构，还在不断的督办这300多项改革进展如何。实话实说，到现在也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说的情况，就是按照三中全会60条的要求，我们的改革部署要在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按照三中全会过后首先审批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财税改革重点和基本的事情2016年要做出来，现在2016年已经过去，财税改革很多重点和基本的事情没有做出来，我们还得进一步的观察，中央原来的时间表能不能大体如愿地去实现，剩下这几年时间里对我们是带有历史性考验性质的。很多60条里非常好的改革指导意见现在具体考察下来还悬在半空，这当然就体现了改革的难度。
回到三中全会60条来说，它确实前所未有地在改革深水区第一次形成了一种顶层规划式的通盘表述与要求。我要特别讲一讲这样内容丰富的60条，如果提炼出来其基本的，浓缩的治国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以及从它引申出来的另外几个重要概念的逻辑链接。三中全会的60条过后，到了四中全会，决策层的指导实际上是在顶层规划通盘配套的趋向下又进一步推到了司法改革、行政架构的改革和宣传上并不直接表述，但我们实际上无法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形成了一个应该讲从经济到社会整个要以现代文明为特征的法治化来形成的全覆盖框架。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要法治化，这个全面的依法治国是从经济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推进、对接到了无所不包的这样一个整个社会的大系统。
到了五中全会，我认为它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在我们发展的新理念这个概念之下，系统化地形成了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样一个现代发展理念体系。六中全会，就是再进一步落实怎么样全面从严治党。这几个中央全会所形成的大政方针，是一步一步地清晰化和系统化。如果说到这里面最基本的精神实质的把握，做最浓缩的理解，我觉得就要说到几个关键词的链接，这几个关键词的链接，都应该体现着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他们怎么考虑全局，从经济到社会怎么打通来把握这个大政方针。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60条如果浓缩起来最代表性的一句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这个“治理”二字是很有深意的一个新表述，治理和我们原来说惯了的各级政府管理调控那个"管理"，两个词是一字之差，但是它明显不同于管理所内涵的那个自上而下掌控的架构的含义。治理的内涵，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和非政府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来调动一切潜力、活力，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安排和机制链接。治理表现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文明发展到前沿的概念，叫“包容性发展”。这个包容性的发展就是要对应于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前沿概念"共享"，共享经济，共享社会——包容性的发展在全球的合作与竞争中，就对应于现在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面的哲理是非常丰富的。包容性发展对应到治理，要形成一套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的体制建设，是我们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如果说这样的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实现治理现代化，那么落到现代化表述上，当然就是紧扣整个中国全局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个趋向要追溯到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国近现代史拉开帷幕。到鸦片战争发生之后，确切无疑地知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落伍了，这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人所称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经济体虽然有现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的古老文明，但是以鸦片战争为节点，以后一步一步落入了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整个近现代史一百多年的过程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国怎么样在落后以后再追赶，再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如果从现代化趋向来看，最粗线条地说，发生鸦片战争的那一百年，可以说充满了屈辱，一直到接近那个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不光在前面受到了所谓欧美列强的欺凌，就是过去一向把我们当老师的日本人，也把我们打得全军覆灭。给了中国这么大的刺激之后，逼出了一个我们自己接近那个世纪末端时的戊戌变法，但只有百日的时间段就归于失败。转过来以后，在上个世纪一百年里，陆续发生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提出走向共和，这是非常明显的要认同于现代性、以现代化为趋向的一个基本共识。但是非常遗憾，辛亥革命以后并没有真正在这条路上走通，给人印象深刻的说法叫“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来假共和”，很快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再往后演变到外族入侵，日本人打进来，中国面临了最危险的局面，几乎要亡国灭种。但天助自助，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
到了第二件大事发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简单地说，它其他丰富的意义不讲，至少它解决了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就是中国本土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了内战局面以后，接着是应对迅速爆发的朝鲜战争，恢复国民经济等等，几年之内，一旦站稳脚跟，我们就提出"一五"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个时候的趋向就是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以“民族”的框架支撑着要改进“民生”，要使中国经济社会提升起来。后来的发展，在取得很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讳言，也有严重的挫折、教训。但是尽管有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和后来的困难时期，但情况稍微好转以后，60年代初经过困难阶段以后——应该是196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印象非常深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最高决策层明确地提出了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趋向其实是在50年代就非常明确地在决策层反复讨论的，而到了60年代明确树立起来这样一个奋斗目标。50年代中，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当时考虑整个通盘的发展问题，开始的重心还是放在经济上，先后听了几十个部委的汇报，提炼出“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被人们认为是毛主席的经济思想里更多值得肯定的那部分的代表，至少可以体现他那时候是认认真真的考虑怎么把经济中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处理好而争取发展起来。他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起来，如果你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还不能发展起来，那么要被开除球籍(地球的“球”)，即没有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思路。列宁早就说，社会主义它之所以优越，就是要能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得发展起来。但很遗憾，后来毛主席关注的重心迅速转移到了错误思路上。但60年代确立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在十年浩劫中间有了一个机会以后，还是得到了重申，这是在1975年，当时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拿着毛主席指派复出的邓小平牵头起草的不超过5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只念了开头和结尾，那里面非常明确地重申地提出我们要实现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奋斗目标应该讲凝聚了亿万人心。当年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是在江西当兵完了以后，回到北京在门头沟矿务局的机电厂当工人，我和我身边的工友听到这样一个奋斗目标以后都深受鼓舞。
大家也知道，在没有拨乱反正之前，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没有可能的。后来又有了历史机遇，第三件大事终于发生：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他主持确立改革开放这个基本路线，另外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这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非常鲜明的取向，就是通过这样三步的递进，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而现在我们看清楚这三步走的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我们现在正在第三步实现过程中又有了节点目标，就是2020年要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以后，我们将经受的实际的考验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后再往前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提升以后还要有软实力的提升，最后达到邓小平所说的伟大民族复兴，也就是习总书记非常清晰地以形象的话语表述的“中国梦”。
这个现代化取向它的实现，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相关的客观规律里实际上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比如中国整个现代化战略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赶超战略，学者认识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我是作为坚持赶超战略这样一个思路上的研究者。赶超在过去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并不意味着它就注定违反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是一波一波的，学术上讲的“阶跃式”的发展，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早研究过所谓“蛙跳模型”，研究过超常规的后发优势驱动的种种超常规发展。我们就是要把握规律，守正出奇，后面我会再结合着总书记清晰表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说到相关概念，以守正出奇这样的要领，在追赶中最后实现赶超，后来居上，在2050年达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这是我们提炼的现代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核心的治国理政概念里，我们要看到的它的丰富内容里最浓缩概况的制度安排和发展取向。
既然是要以这样的一套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供给去实现现代化，跟着的60条里第二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反复出现的现代市场体系。这个现代市场体系方面伴随着的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到了60条，决策层市场关于在资源配置中的机制作用，表述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认识的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小平当年南巡的时候——这个南巡被跟随他的老同志现在写回忆文章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他是以超常规的方式，一个已经完全不担任任何现职的老人到南方发表谈话，给出强烈的信号和政治压力，“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样的一种倒逼机制，促使我们最高决策层在几个月内形成最高层级的权威文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对中国来说是里程碑意义的，终于以邓小平当时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说清楚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只是运行机制层面的问题，资本主义概念之下它也要有计划，我们搞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当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文件中也只能说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的突破，就是把这个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60条这个文件当时内部我们听说，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后自己一字一句定的稿。他当时特别强调了这个文件并不要求处处周到，但凡认准了都要写上去，有操作性的都要写上去，凡是他认准的这些事情，在里面都应该说逐字逐句斟酌以后，体现在表述上。
后来在文件公之于众之后，很快有一个习总书记长篇发言来说明这个60条里面的一些重点内容。关于“决定性作用”，有很长一段话，看下来那个核心的精神，这段话要说的就是反复考虑后，认为只有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处理好十八大提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们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习总书记上任伊始，就首先到深圳给邓小平塑像献花环。跟着他又特别强调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就是改革，这样一个在改革概念之下确立市场取向、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基础上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当然对于整个以后的改革推进是影响非常深远的。这个决定性作用后面，跟着一句话，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它也是意味深长，因为到了这个改革深水区，我们在后面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下要处理的事情，就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划清边界，就能处理好的一个关系，它现在已经螺旋式上升到在实际生活中间政府、市场该划清的边界划清，而另外一些重大创新事项，比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运营、新区连片开发，要有政府和市场主体在一起以伙伴关系即PPP方式做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要有这种认识“螺旋式上升”以后一起来做事情的新机制。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是在守正之后你还必须出奇。首先，你要认识、顺应、尊重、乃至敬畏市场，知道市场的力量，它是整个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所以，政府再怎么更好发挥作用就全局而言你是辅助性的，但是不是在一切场合、一切环境、一切事项上都是市场决定。很明显，在牵头形成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方面，在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在优化社会再分配方面，在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和必须给予政策倾斜支持的政策优化掌握方面，政府往往要发挥特定阶段、特定环节、特定场合的主导作用，这就是复杂之处。守正之后必须出奇，不是简单地把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我们过去已有的关于市场发展的一些经验继续沿用下去，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必须面对中国国情，面对中国特定的挑战，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结构问题，能够承担、防控风险的情况下出奇而制胜。要出奇就意味着创新，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就可能失败，但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就是守正之后出奇还要制胜，要闯过这些难关，要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出奇制胜，这就是中国必须走出的现代化之路。这个现代市场体系下跟着的关于资源配置的这样两句话，内容又是非常丰富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我们还必须不断地去探索它。实际生活中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现在这几年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从李克强总理到发改委和财政不遗余力推进的PPP，是很明显的一个带来很多的困惑，但显然又调动了很多的潜力和活力，越来越显示勃勃生机的创新事项。在这方面有的同志就说，我们有点犯糊涂了，过去好不容易认识到该归政府的由政府管，该交给市场的由市场管，这就是划清边界的认识，怎么现在又跑到一起去了，还要做伙伴关系。过去说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现在看起来作为PPP，政府裁判员、运动员的身份怎么一个都不少?那么我的回答就是，你要具体考察一下PPP整个流程里不同的环节上，这个定位仍然是或者裁判员或者运动员，它是清晰的。政府在前面做国土开发规划，配上公共政策，以及给出信息服务等等方面它后面有公权在手，明显有裁判员的身份。但到了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政府作为合作伙伴的一方和非政府的市场主体即企业的一方，在专业团队、专业中介机构支持之下签PPP协议的时候，这时候政府的身份是什么呢?跟合作伙伴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大家是自愿签约，政府必须放低身段，以和社会资本方平等的身份，自愿签约来准备接受法律约束之下合同法的规定，启动项目并在其全生命周期内必须守约。这个时候政府变成什么样的定位了?它就是运动员。这时候不排除上级政府，整个政府体系对接法治化的大环境，仍然有裁判员的身份，但具体的地方政府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里的角色，就是运动员。它跟企业一样，你不守约，你要违约、毁约，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必须接受问责的压力，法律会有这样的问责机制。这就是新的境界。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在新的境界上调动1+1+1>3的潜力和活力、打开新局面的非常清晰的创新案例。现代市场体系里的创新，这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挑战性，而且一旦做得好的话，整个局面的改变就是超常规的，就是支撑中国发展能够在追赶的过程中越来越有我们的自信。这个现代市场体系伴随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后面还有一个值得大书一笔之处，就是在整个市场体系产权基石的层面，60条特别强调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这也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引起种种争议和观点碰撞的概念。但是中央历次文件写到白纸黑字上，都明确肯定了混合所有制是改革方向，比如前面一段时间叫作“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文件，当时说要"1+N"，一个总体的文件，加上若干个同行业、不同类别的指导文件，这个N现在并没配齐，但是这个1出来以后大家看到的，在有种种的迷茫、惶惑的情况之下，关于混合所有制这个方针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这个混合所有制解决什么问题?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中央过去已经说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代表形成，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但是实际生活里仍然是动不动民营企业反映国有股“一股独大”，前后两个“36条”仍然不能使民企突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这样一大堆困惑又结合着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我们启动“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在投资领域里这个股份制到底怎么样形成它的结构特征呢?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呢?争议不休。这个争议还在很多场合上升到意识形态化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各派都休想说服对方。中央60条里基本的表述，我的理解就是必须在谁也不会认同于被对方说服的现实中做一个中和，以后追求往前看的发展。所以，那段话很有意思，一开始是重复原来所说到的，要坚持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主体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条我听到内部就有争议，“主体”能不能改成“主导”?什么意思呢?实际生活里认为国有企业未必要绝对控股，你相对控股就主导了，但是争议来争议去这个字还改不了。所以，按原来的文件照写“主体”，紧跟着都不另起一段，讲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有的人就说，那我就看不清楚了，前面讲的是有主有辅，到这儿怎么就无主无辅了，再往后跟着的就是说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我的解读，就是一个文件出来以后，有老话，有新话，你更多的要注意哪边呢?显然应更多注意新话。新话体现的是取向，关于混合所有制我的基本认识就是要看到在股份制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股份制对于我们原来所抨击的那个私有产权制度带来的扬弃，有可能从马克思当年已经认识到的“消极扬弃”进而转到积极扬弃的这样一个新境界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典型的股份制企业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英文里的表述叫"go public"，走向公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有产权的问题了，它要尽量充分披露相关的信息，接受整个社会公众的监督，它可以使社会化大生产调动方方面面的潜力，合在一起，这个制度在治理意义上，它的包容性就体现在一系列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正面效应。比如世界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在股份制的框架之内，美国供给侧的管理可圈可点，最代表性的事项是动用公共资源(当然它是经过规范化、阳光化的程序，有它应急的“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特征的)，给花旗、两房、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一下子70%以上的股权当时成了公共股权，你说这叫什么特定的所有制呢?当时国内已经有人说了，“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但马上有像资中筠老师这样的学者讲，没有必要贴这种标签，这是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里它内含的一种调节机制，它在特定阶段上以这种方式作出调整安排，带来的效果不光是使这种影响举足轻重的企业能够渡过难关，而且稳定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果然，给通用注资就成为美国应对危机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拐点，市场上原来弥漫的悲观不良情绪迅速收敛，预期开始向好，整个复苏过程跟着就展开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市场体系里，股份制下面的混合是按照标准化形成权益关系，一股一股的产权非常清晰，权益跟着一股一股可以在法律上以最低成本界定，一股一票规则非常清晰，大家都可预期以后持股的发言权和前景，以及自己可能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之路，就是以后在微观主体产权基石层面上，使一个一个企业里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充分混起来，达到包容性发展。一个一个微观主体的包容性发展，对接到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实际生活中，我注意到前面所说的PPP，印证了这样一个潜力、活力空间的打开。我们现在在发展PPP的时候注意到，PPP最典型的开发主体叫SPV(特殊项目公司)，它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权结构，而这个PPP每个项目的SPV里，国有经济方面，政府方面，它内在的趋向是什么呢?它天然地就不想一股独大，一个地方政府推动一个PPP项目，它内在的愿望是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恨不得少持股，恨不得不持股(但是一般情况下它是要持有一定股份的)，尽量少持股的情况下让更多的股权由引入的社会资本方来持有，这叫做放大效应、乘数效应，这叫做“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这个概念，是在浙江首先风行，上世纪90年代就由决策层特别看重)，这叫做事做得漂亮，这叫出政绩。一个一个的PPP项目，天然对接混合所有制，天然地在政府方面不想一股独大的特点，正好顺应了中央所强调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历史潮流。所以，形势比人强。虽然现在桌面上来讨论关于混合所有制不同观点的对撞，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做实事，做一个一个PPP的时候，它天然就出现了一个政府不想一股独大的混合所有制的发展空间。这是在第二个概念之下非常值得肯定的60条给出的政府市场关系里的基本要领，以及与实际生活对接特别值得看重的主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路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