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创新来说明,创新是不可预见的。如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激光、计算机等的发明和商业化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他表示,延伸开来,我们同样没有办法对产业创新做任何规划,中国搞一个产业政策意味着这其实是盲人骑瞎马的豪赌。他反问道,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那我们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政府官员就行了。正因创新不可预料,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和警觉,不断试错。
制定产业政策可以靠官员吗?张维迎具体解释道,政府官员不具备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如果官员意识到某样技术的重要性,那这个技术一般已经过时了。”
张维迎举了个例子,此前有段时期政府曾大力发展显像管技术,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花在显像管的生产线上,结果还没装配好,技术已经过时了,显像管完全被淘汰了。
那制定产业政策可以靠专家吗?张维迎说也不行,因为专家也许有所必须的硬知识,但是没有敏锐性和创新必须的软知识。
那制定产业政策能不能靠企业家呢?也不行,张维迎表示,我们现在说的企业家已经是成功了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
那当前依赖政府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会带来什么后果?张维迎表示,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和企业家激励机制完全不同,企业家失败了,自己承担责任,官员失败了只会推卸责任,更多的是回避个人责任,而不是承担风险。
他指出,所有被政府列入重点扶植的产业一定会产能过剩,不做到完蛋不会罢手;另外,产业政策创造出权力租金,导致出现企业家的寻租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其实那些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是创新的企业。
“创新的不可预见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如果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却不愿承认错误,因为那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当产业政策出现失败后,政府还想办法去掩盖,给项目更多投资,结果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无知走到无耻。”他说。
张维迎的结论是,人类未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不可能激励创新。企业家跟着政府产业走,那不可能是创新的企业家。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持。现在有些企业家向政府争取的政策其实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其他所有企业家平等的权利。
因此,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给任何行业、任何企业特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