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人类要生存，起码要有土地、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淡水，但这些基本条件都出现了问题。从目前情况看，环境远未到达由恶化转向好转的拐点，还处于相持阶段。
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国民收入的9%，这几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大为减缩。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总体方案，今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战略。而促使环境优化的最根本性的途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从导致污染的根源上着眼。
生态的恶化，不是个别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跟我们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就开始了靠大量投入资源来实现增长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就使得资源大量浪费，靠投资驱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它造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结构扭曲。这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的耗费和衰竭，另外一个是在污染成本没有被充分分摊的基础上，导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我们过去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中拿出一部分去改善环境，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从源头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破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很难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变成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消除污染物过量排放的源头。
先说旧常态，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30来年，曾经长时期的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的长期的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奇迹。
这种旧的常态，到了本世纪初期，就开始难以为继，走到了尽头。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不断回落，特别是到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经到了7%-8%的水平。继续依靠旧模式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要实现绿色的增长，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来说要改变这种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几十年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并不好。其实在2010年总结“十一五”的经验、规划“十二五”的时候，经过研究得出了结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作为体制性障碍最主要的要点就是市场没有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和政策。因此，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集约增长方式则是让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整个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在结果上的表现就是附加值的增加、盈利能力的提升。如果靠投资的话，产出虽然增加，但成本也跟着增加，这是不可持续的。
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把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建设起来，完全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目前，世界许多产业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突破。中国如果能抓住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发展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完全有可能。
此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明确方向。当然，仅仅明确方向还不够，还要落到实处，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政府要从竞争领域配置资源的角色中退出来，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在推进改革、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解决GDP崇拜、“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等，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改变，要用更先进的、前瞻性的观点去引导社会，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绿色增长、绿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环境也才有希望得到改善。
另外，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形成对环境共识，继而形成全民的共同行动。但是，要形成共识又很难，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全民包括环境公益机构在内的专业组织，去共同努力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