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由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中国文化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北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北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信仰·伦理”为主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进行了题为《世界潮流中的中国信仰》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伟大的时代需要正确的航向，巨变的世界呼唤高尚的信仰。在今天这个传统技术革命的大数据时代，人类智能正以每两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由此，人类文明爆炸性生长。世界需要一种能够引领人类披荆斩棘、开创未来的高尚信仰。

　　信仰是什么？一个问题可以看到的信仰。

　　有人问一名画家：“如果博物馆失火，里面有一幅名画和一只猫，你会去救哪一个？”画家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救那只猫！”

　　名画对于画家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画家为何要救一只猫？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最名贵的画，和生命相比都轻如鸿毛。

　　以此为镜，看今日世界正在发生的信仰故事。

　　2013年，中国。7月23日，在以“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质量的首都，发生了因小事争执便将睡梦中的婴孩高高举过头顶、重重摔下致死的悲惨事件；一个月后，8月24日，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号称华夏文明摇篮的山西，发生了6岁男孩小斌斌双眼被挖的惨案，为钱？为仇？为养亲争端？无论什么起因，都无法与有起码良知的人的作为联系起来……

　　由此可见，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人类信仰正在迷失方向。中外在信仰迷失上的困局殊途同归，并无二致。

　　我们关注到，今年6月以来在全球不断发酵、后来以当事人获允在俄罗斯临时避难1年而暂落帷幕的斯诺登事件，揭示了一个难以逃避的事实：美国占据全球道德最高峰，却执行二元原则，以最阴暗的方式防范世界其它诸国，这一国家失信行为已造成如美国公民、前CIA雇员斯诺登般了解内幕者的信仰动摇；而美国东部时间9月16日上午8点20分，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遭遇枪击，华盛顿陷入2001年“9·11”事件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包括一名嫌犯在内的13人在枪击案中丧生，34岁的嫌犯亚力克西斯曾是一名美国海军士兵，并在美国海军服役近4年。

　　美国今年这两桩大案的主角，斯诺登和亚力克西斯，一文一武，一生一死，而其中极具戏剧色彩的相似之处却是：他们都是美国及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西方权威的挑战者，他们来自西方科技文明，并站在科技文明的另一面向美国政府上演对台大戏。也就是说，因为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撼动了其追随者的信仰，美国政府培养了向自己“开枪”的人。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以这样的诗句作答。

　　信仰是全部文化的灵魂，也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宝藏。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将belief译为“信仰”，定义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定势（或态度）。”抛开对宗教和主义的单一追随，从宽泛角度理解，信仰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追求，是灵性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

　　信仰是一种联系现在与未来得力量。它集中体现于最高形态和价值观念，并成为人类活动的价值向导和选择依据。因此，当中级价值出现失落时，信仰危机就不可避免。

　　让我们看看，过去30年，世界发展中所坚持的信仰是什么？在全球范围里所弘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

　　过去30年，这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是什么？电影《2012》震撼展现《圣经》描绘的末日来临，地震、地裂、火山、洪水……而真正打动我们的，是末日来临时，人们对平等、良知、责任、勇敢的坚持，对权势、傲慢的鞭挞，那个能放弃生的机会、选择与人民一起走向死亡的黑皮肤的美国总统……这一切令世界炫目的美好信仰，在过去30年，真的都在被坚持着吗？

　　我们将视线从银幕前的感动中转开，投向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在经历了20世纪死伤数以亿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空前经济衰退之后，20世纪下半叶，人类终于迎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前进契机。世界发展的高速列车已经启动！

　　然而，这列高速前行的列车是在奔向何方？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大萧条中苏醒过来的世界，将公平和正义作为世界信仰，西方世界把持“凯恩斯共识”，强调市场经济不能自行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实现平衡。

　　但是，1971年，美国发起了新自由主义动员令—《鲍威尔宣言》，由此，从1971年到1982年里根上台，美国开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1年运筹帷幄，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德国科尔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这驾战车征战全球，所向披靡。它令对公平和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正义议题的背后，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丛林法则横行霸道。它一味提倡自由竞争。1980年《勃兰特报告》指出，打破旧有国际分工是实现世界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全球化偷换概念之后所把持的“真理”则是：加入这种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的必由之路。

　　循着这条路，狼深入羊群，并大显身手：它是垄断着规则制定权的强者，它是国际程序和规则的操纵者，它能够四两拨千斤，以资本、技术和规则为武器，恣意妄为地发起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从而实现对弱者的强权统治、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边做着强国幻梦，一边开门揖盗！

　　30年来，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乏善可陈：21世纪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报告指出，这个地区花了25年时间，才将贫困降至1980年的水平；非洲国家陷入的发展困境比拉美国家更为严重，上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每年减少1.2%的倒退，之后略有提高，但据预计到2020年，其人均收入还将低至1980恩年的水平；苏联国家则在发展困境中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不少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就俄罗斯而言，1989年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中，而到1998年下半年，该数字飙升至23.8%，有超过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在绩效相对较好的亚洲地区，1997和2008年遭受了两次西方主导的金融危机的重创，亚洲大量财富顷刻间消融……

　　在富国和穷国内部，贫苦差距则进一步拉大。

　　1975年，撒切尔发表《让我们的儿童长得更高》演讲时说：“追求机会平等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可行。只有当允许不平等存在时，机会才有意义。”而在她执政时期，自由主义政策使穷人的贫困增加了，并且代际传导。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儿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长趋势停止了；父亲失业或靠津贴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明显比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资本放虎归山，并给了这只老虎恣意游走的巨大狩猎场，丛林法则赋予强者以剑，施以弱者以枷，最后以程序的公正，令羊群接受被撕咬被吞噬的不公正厄运。在人们憧憬21世纪理想的大同世界时，它偷梁换柱地把资本统治的世界大同率先强加在人类头上。

　　当危机泡沫破灭，世界经济一片废墟。在废墟上，站着一群华尔街的骗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华尔街的传奇投资专家、曾任纳斯达克股票前董事会主席的伯纳德·麦道夫。在麦道夫骗局中，他以高额资金回报为诱饵，吸引大量投资者不断注资，以新获得的收入偿付之前的投资利息，形成资金流，这个后来滚到500亿美元的巨大谎言和骗局维持了多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

　　华尔街的诚信与颜面扫地。

　　耶稣教导追随者说，骆驼穿过针眼要比财主进天堂更容易。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从古至今，一直令人困惑。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精神信仰的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欧债风波，以及遍布全球的经济危机，起源于精神信仰的危机，并将这危机不断传播与放大。

　　今天，世界人类都在深深反思中，美国哲学家胡克认为，在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信仰上的错误比任何其它错误都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因而，信仰心态的及时调适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当丛林法则的信仰在危机中赤裸曝光后，世界很多人将重树世界信仰的希望，投向世界东方。

　　江海倾斜，舟楫迷航；大河无水，小河干枯。尽管东方，尤其中国，30年发展，也被西方强国的丛林法则所裹挟，面临信仰迷失的困惑。但是，5000年中华文明是中国最大的精神财富，它不同于短短几百年就能富甲全球的物质财富，它厚积薄发，蓄势待发，能够启动人们的良知，并以这个时代所需的价值观和信仰，给世界前行以正确导向。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误读。

　　世界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了解？

　　中国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列出四位美女，问：“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清一色全都是巩俐。

　　这个小调查的结果说明，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在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乱象之后，就盲目认定了一个谬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新自由主义大潮退去，丛林法则已成落日余辉，真的金子这才显现出来，那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把持千年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的信仰，能够给今日世界提供借鉴。

　　中国的贵族精神，在于真“士”的信仰。

　　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地凭籍良知做人做事。

　　士，大约成型于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群体。尽管其中一部分人也走上沽名钓誉、谋求功利之路，但也有一部分人能抱守价值信约，恪守人格价值。汉代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风日下，士转为仕的方便之门打开，原有信仰几近崩溃。然而“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旧是中国文学中理想的士文化的道统。这种信仰，是中国的贵族精神所在。

　　贵族精神，是教养和责任，而并不只是一个阶段。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那是贵族对于荣誉感最后的守候。此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既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你尽可以笑他们痴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信仰魅力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1922年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再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如梁启超先生，便是近代以来把持中国真“士”信仰的人，他并非一定“学而优则仕”，但是他进可为官、指点江山，退可归田园，激扬文字。他以自我的信仰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壮志凌云的抱负，却能够不急、不慢、不骄、不躁、不卑、不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认真做事，干净做人，这样一种真“士”的信仰，正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中国为商的道德，在于“儒”商的信仰。

　　商业必然导致贫富有差距。孙中山先生关注贫富差距时说：“近世的资本发展，诚如佐治亨利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穷也。”

　　由于商业造成阶级分化的定数，就要求商人必须具备精神信仰。儒商鼻祖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中国古代，当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沦落时，人们呼吁建立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伦理与道德规范，目的是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今天，面对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中的信仰沦落，已经有人在研究、复苏中国儒商文化，儒家意义的商人，提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操盘者如没有文化信仰，商业都会变成吃人的行业。儒商，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而非仅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中国人的和谐之道，应当成为世界的信仰。

　　今天，世界文化在加剧。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此需要中国的信仰来引领世界迷途知返。

　　和谐是《易经》的关键词。《易经》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建“文明”。中国人有和谐的信仰。中国文化是和谐的文化。中国人熟谙和谐智慧。比较中西文化时，梁漱溟先生曾得到一个简单结论：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决议称孔子理念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质量”和“促进人类和谐”。

　　2013年9月21日，世界和平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以中国儒家文学为素材、融合西方表达的大型交响乐《人文颂》响彻巴黎。

　　21世纪，和谐公正，应当是世界信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智慧，正在真正走向世界信仰的核心。

　　前车之鉴：固守信仰的堤坝

　　苏联解体，首先是原有信仰的崩溃。当年信仰的崩溃，是内外合力的作用下所致。

　　美国中情局原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固守自己的信仰，是大国崛起中面临的极大考验。

　　1916年9月15日阴历八月十八观潮节，孙中山先生第四次到浙江，面对钱塘大潮、心怀中国革命洪流，有感而发，写下了值得后世时刻警惕的千古名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则昌，逆之则亡。”

　　而在其为中国大国崛起撰写的巨著《建国方略》中，他这样阐释了这句话蕴含的真谛：“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心。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数十万年矣。”

　　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文化大师费孝通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这是一个充满忧患而需要大智慧的时代，需要各种不同文明通过积极对话，各美其美、各长其长、互美互长、和平共处。

　　世界信仰之花，在不同文明的融合中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