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王汎森（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TimothyCheek（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和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学者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展开对话。本刊摘选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许纪霖：今天我们几位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思想史研究同行坐在一起，对话的主题是回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传统。
如今中国学术界都在提倡学术创新，在我看来，一个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尊重传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五四”时期，杜亚泉先生提出“接续主义”，也就是说，“新”一定要接上“旧”，接上“旧”的“新”才是创新。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思想史的未来，首先要知道它的过去，也就是传统。这次参与对话的三位学者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极有代表性，不仅他们自身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传统。TimothyCheek教授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是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权威。叶文心教授出身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列文森和魏斐德开创了另外一个传统。王汎森教授是余英时先生的高足，是从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这个传统过来的，他在台湾还继承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悠久传统。这三位都是三个伟大传统的当今传人，所以先请三位为我们回顾一下三种伟大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吧。
TimothyCheek：我谈谈哈佛和伯克利的情况。哈佛的传统，原来人们都以为是研究史料的，而伯克利就是注重理论和分析。这种认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讨论。我想谈的中心是，就哈佛的传统而言，我最重要的印象是费正清教授。费正清在冷战的政治条件下坚持认为，中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所以他告诉美国政府和公众，不要试图把中国变成美国臆想中的中国，但是可以跟中国合作。我还记得孔飞力教授对我说过，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中国非东方化（tode-orientalizeChina），把中国变成一个主流的课题。我们过去的传统，不管是史或者论，最重要的就是冷战的条件。现在，关于中国的研究开始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一元化的课题，是多元化的课题。
我的导师的导师们，他们师从费正清，最重要的课程就是关于清文献的研究，尤其是鸦片战争，然后就是民国时代的一些文献，这些都是史料，哈佛的传统是很注意原始史料的，而不是最注重比较学和方法论。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的哈佛博士论文，都是主题比较多，但是理论性没有那么强。
我的导师孔飞力教授在1970年代中期返回哈佛。他教导他的学生，包括杜赞奇和卜正民在内，要在把中国非东方化与对本土经验的原初关怀之间保持平衡。孔飞力的格言是“思想是与社会经验相关联的”。他及其学生的作品，力求把处于特定历史时间中的特定中国人的社会经验“翻译”给全球的英文读者。因而哈佛传统到今天虽仍植根于文献研究，但已采取这样一种理论眼光。
许纪霖：讲到哈佛就要讲到史华慈，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在上海召开了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近20位史华慈教授的学生，如今在全世界都是著名学者，包括叶文心教授。记得当时好几位都特别谈到，一开始听史华慈教授的课是比较难的，因为无论是他的讲课，还是文章，永远不会把结论明确告诉你，他总是在思考问题的不同面向：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如何。开始时学生往往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但一个学期下来，会不知不觉受到他思想丰富性的熏陶，不再简单地、化约式地看问题，而是能够全面、复杂地注意到人类思想的多种面向。史华慈有一年生日的时候，学生们送他一件T恤，前面印着onthehand，背面是ontheotherhand！一流的思想，一定是具有内在紧张性、又以某种方式融洽的智慧，而不是单一的、直线式的。史华慈给后人留下的正是这样丰富的思想史研究。这个传统怎么继承下去？叶文心教授是史华慈教授的博士后，她身处伯克利的传统，又将哈佛和伯克利两个传统集于一身，可以告诉我们更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故事。
叶文心：从伯克利跟哈佛之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脉络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到费正清教授的影响。列文森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魏斐德教授的大学本科是在哈佛读的，也是费正清的学生，所以从这个角度看，1960年代北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几乎大家都是哈佛的支脉。
在伯克利这个环境里，通常大家认为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话，必须是包括对自己的导师在内的所谓批判性的承继，比如魏斐德必须跟他的导师列文森有所不同，比如说我自然不能够模仿我的导师，走完全一样的路，否则的话，从学系专业人力分配的角度上来看，就会出现复制或重叠的现象，尤其是如果学生不如老师，不能青出于蓝，那么就成为质地欠佳的赝品，不能为其他同仁所接受。所以，在承继的过程里，必须要有一些批判性的创新。然而，老师跟学生之间，比如说魏斐德教授对列文森教授始终抱着一种非常敬仰的心情。当我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解读列文森的作品的时候，魏教授常常表示呵护他的原意。老师们有时会感慨，做老师的命运就是被自己的下一辈所超越。从教学角度上来说，教学成功的意思究竟是在你学生的身上复制你的学术，还是让学生们能够充分发挥出一套受到你的启发、可是跟你走的方向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在伯克利所体会到的一个问题。这种批判性的创新在西方一流大学之中为什么时时运作，却同时跟一种正面的、相互支持鼓励的学术氛围并行不驳？我在伯克利所体会到的答案，就是师生之间真正的相互尊重，是建立在对彼此学术工作的认真理解与阅读之中，以及共同的对学术成果的诚信。所以批判性的创新并不是把前人或者老师当作权威来打倒，把自己建构成新时代的新山头，而是透过思辨反省，认真对传统作建设性的正面承继，同时在日新又新的环境中，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在这样的对话语境之中，老师与学生成为同行兼朋友，相互勉励，共同切磋，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许纪霖：我一直想做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更替的研究，过去曾经拟过一个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提纲，我曾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开会，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三代人的报告，我发现，在中国一部分年轻学者身上有一种很有趣的“弑父情结”，他们对自己的老师一辈，颇有超越之心，似乎只能打倒了老师一代，自己在学术上才能长大成人。但他们对老师的老师--爷爷那一代，即民国那一代学人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因此，民国在大陆，如今成为一段不断在演绎的历史传奇神话。台湾“中研院”的史语所，延续的正是民国的香火，我们不妨听听王汎森教授的故事。
王汎森：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里面谈“交代参差”最重要的就是从世代交替的角度出发讲到祖父跟孙子的事情--孙子跟祖父亲近，与父亲之间则有紧张性。中国古代祖宗牌位的排列，也就是《周礼》、《礼记》中所说的“昭穆制度”，就是隔代成组。一般人都是看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而我认为他的《生育制度》很有理论深度。费孝通在那里面对父亲与儿子这两个角色有一个描述，各位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系谱中首先要提胡适。胡适早年以先秦哲学史享大名，可是后来他逐渐放弃“哲学史”的想法，改趋“思想史”，在这个方面写了不少文章，很有影响。
另外最重要的是钱穆先生。我跟钱先生见过几次面，是他晚年在家里讲课的时候，但是并不认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抽纸烟是不断的，这个后来我在余英时老师身上也看到了。
关于钱穆先生我就记得两件事情，那时候他正在讲老子，讲到孔子周游列国不必带护照，以此批评今天列国林立下的不便，这是第一个；第二，那时候中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元首来台湾，在机场有军乐及仪队欢迎，他说古代没有人带着一支狼犬去欢迎客人的--他认为带着军乐队及仪队，等于带着狼犬欢迎客人。这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其他印象都是读他的著作得来的。我觉得他最初写学术史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现在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会去写整部思想史、学术史，主要还是受梁启超影响。因为在此之前，钱先生写的大部分还是其他的题目。
梁启超的书写方式，当然受到日本的影响。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受梁启超影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人物跟他的思想，也讲师承关系和影响，处理的方式比较是个别人物式的。反倒是后来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丛论》里的那些论文非常反映他自己的风格。那里面有很多论文比较通贯，展现的风格不完全一样，尤其是那几篇讨论中古世家大族跟学术的关系、论禅宗与理学、讨论理学与艺术等许多文章。钱穆先生的著作非常多，他的特色是基本上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里面来谈这些东西。
接着是余英时先生。除了钱穆之外，余英时先生还受胡适跟杨联陞先生的影响，当然我个人觉得钱穆先生的影响最大。我的直觉是余先生早期可能对胡适有一点批评。
许纪霖：后来余英时先生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评价非常高。
王汎森：余先生在到哈佛之前，好像对胡适有过一点批评，但是后来对胡适非常肯定。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受钱穆影响。钱先生跟余先生有一个大不同，余先生受近代西方学问直接的熏陶很深。其实余先生最早的几本书写的都是西方，他在香港做学生的时候写过六本书，讨论的都是西方，尤其是自由、平等方面的问题。后来，余先生在美国几十年，更是浸淫于西方思想学术大海中。
其实钱穆先生也读过很多西方古典的译本。台北市立图书馆曾经有个展览，把钱先生读西方的书的笔记全部拿出来展。很可惜，我没有把那些书名稍微记一下，或者是拍几张照片。但是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黑格尔的书他读了很多，包括《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总之，钱穆先生其实也读过很多西方的学术著作，但毕竟不是像余先生那样大量而直接地接触西方的历史、思想方面的著作，这是他们两代的不同之处。余先生特别具有现代学问的问题意识，虽然他很受钱先生的影响，但已经和钱先生有很大不同。
至于史语所，则又与前述不太一样。傅斯年先生原来不大重视思想史，他后来写《性命古训辨证》，可以视为他兼重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他著作里常多少会牵扯到思想的问题，但是比较大规模、比较长篇地处理思想史的问题，我觉得是《性命古训辨证》。这个问题有阮元的《性命古训》在前，所以《性命古训辨证》有乾嘉考据的背景在里面。史语所早期最大量的藏书就是乾嘉考据的书，乾嘉学术的书几乎无不备，所以傅先生对乾嘉学术的书当然非常熟。《性命古训辨证》有乾嘉的源头，但是他已经加上很多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新出文物等元素。傅先生在后期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1947-1948年傅斯年先生到美国养病，夏鼐以副研究员代理所长，而且以副研究员代理傅斯年出席“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夏鼐日记》里写了很多我以前不曾注意的东西。他提到抗战期间，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曾经在史语所的讲论会上讲宋明理学的问题，这个非常特别。因为傅斯年原来不大讲，虽然他其实相当了解。可是到抗战后期，他有一点转向，转向重视意义和价值方面的问题。他曾对夏鼐说过，正续《皇清经解》将来会被超越，但像张伯行《正谊堂丛书》之类讲理学和体验的东西会久存。
史语所刚到台湾的时候，当时黄彰健先生的研究跟思想史比较接近。当然史语所在早期，像王明研究道教的那些，像逯钦立研究陶渊明，都有思想史的意味。黄先生曾讲，史语所刚到台湾时，他有一次要在讲论会上报告明代理学的问题时，心里惴惴不安，但是傅斯年跟他说，你可以讲。这个代表傅斯年后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后来他在台大校长任内规定大二学生要读《孟子》，本身也有很重要的意涵。当然，史语所思想史的发展主要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学生这一辈，包括现在的所长黄进兴、陈弱水、我等等，才有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所以大概是分三个时代。当然并不表示之前的研究不牵涉思想的议题，比如张政烺虽然不以此为主，可是他有很多文章也接触到古代的思想问题。
许纪霖：对一些大思想家来说，他们的思想总是有变与不变的两个层面。从傅斯年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思想到了后来有所变化，但是他身上也总是有些不变。无论是钱穆、傅斯年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背后有很好的西学渊源。我特别喜欢读钱穆先生的著作，虽然他很少谈西学，但是我感觉到他对西学是不陌生的。他经常将中国与西方比较，将秦汉帝国与古罗马帝国比较，他们没有将中学与西学分为两极，而是融会贯通了的。你越是对“他者”有了解，就越是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的独特性与中西的共通性有深刻的体认。史华慈教授早年研究的是欧洲思想史，他本科论文研究的是法国的帕斯卡，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再转到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张灏先生常说，美国把史华慈低估了，只认为他是中国问题专家，事实上他是一个跨越不同文明的大思想家，做的是比较文明的工作。许多学者着重研究的是中西方的差异，但史华慈教授却认为，不同的民族所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只是解决的方式有别。不同文明之间的关怀是相通的。相通而不相同，这就形成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研究中国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前辈也留下了好的传统。比如列文森，被称为莫扎特式的思想家，思想的声部非常丰富，至今而言，依然是我们思想史研究重新思考的出发点之一。魏斐德教授的唯一一部思想史研究著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里有许多重要的思考，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叶文心：他们俩教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不限定学生选题的范围，也不预做假设，他们跟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充分理解学生的兴趣、长处以及希望能够表述的一些思想。伯克利历史系有40多位教授，而论文指导委员会通常由3位教授组成，其中只有两位可以是历史系的，第三位必须从历史系之外找，学生们作研究生，多半其实是无法对历史系全系、或者其他相关科系的老师们在学术特色上有充分的掌握的，所以有时候如何找老师，也需要一些建议。列文森和魏斐德的横向的知识面非常广，当他们明白了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给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通常能够从侧面辅佐你的论文，或者能够从比较的角度，刺激你的思路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学术上的传承意义绝对不在于复制。当学生们拿了论文草稿给他们看，他们有兴趣的往往是学生们告诉了他们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或者是学生们挑战了前人的一些惯性的想法，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前人曾经提过的问题。
魏斐德教授60大寿的时候，他已经教了30年的书，30年来的毕业生凑在一起，大家讨论有没有伯克利学派这回事。大家的结论是，如果有伯克利学派的话，这个学派的特质可能是兼容并包，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辨。而所谓伯克利学派，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结论？这个答案是没有。所以，所谓学术的传承，有时候是一种精神，有时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实践，传承的承载，可以是一种在知识实践过程中所建构成的研究与学习的文化。总之，传承的着眼点在于风格，不在内容。
许纪霖：您讲到伯克利学派的兼容并包，魏斐德教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大气，有气魄。他本来想从事航海是吗？
叶文心：他善于航海。他小时候见过海明威，对海明威非常佩服，所以他对航海，对《老人与海》的这种境界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的父亲是作家，他小的时候，就有所谓对他者的感受，在他回美国读哈佛大学之前，有很长时间都居住在法国、西班牙、中美洲等等其他国家，他对于在外国人眼光之中反观自己的这种经验很丰富，感受也很深刻。这些感受，他在一篇叫作《航程》的文章里，有过描述。他的著作《洪业》里，多尔衮为什么看起来比史可法更伟大呢？显然就是因为多尔衮有跨越异质文化的能力，多尔衮是一个能够从自身、同时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来进行调试的人。而史可法相形之下就是一个读圣贤书、一以贯之的实践者，不是一个范式的重组者。
许纪霖：魏斐德那种大海的度量，有一件事特别能体现出来。那年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获颁列文森奖，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批评者认为魏斐德主持的评委会被后现代史学俘虏了。但这恰恰体现了伯克利的兼容并包。伯克利就有这样的海量，容得下前卫、先锋和后现代。
无论是做思想史研究，还是别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承继某一“家法”，同时又博取众长。在传统的基础上，才会有所谓的学术创新。到了一定层次的学子们，一定要有这份学术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