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酷爱民间文学艺术，从事民俗学研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953年师从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间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首批研究生。著有《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民俗学事业和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0周年，而近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突出成果。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间的关系、非遗在保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越发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近民俗学家乌丙安，通过对其60年来民俗学治学之路的回顾，让我们分享了他对民俗学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见解。

　　1民俗学最重采集民风

　　《中国社会科学报》：乌老您好，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民俗学治学道路的？

　　乌丙安：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草原牧歌伴随我长大，尤其是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及河套爬山调的熏陶，我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1949年夏，在刚刚解放的北平，我考取了燕京大学等四所高校，因为学费问题，最终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1953年留在中文系任教。5个月后，国家公布了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便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给学生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影响之下，我也开展了一些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1956年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钟敬文先生被学界视为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作为他的弟子，您认为在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上哪些方面受到他影响最为深刻？

　　乌丙安：钟敬文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课时，讲授的是中国民俗学运动也就是民俗学史，还有就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田野调查方法。以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钟敬文先生主编了100多期《民俗周刊》，他田野调查做得详尽踏实，经验非常丰富。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他教给我们的正确的田野调查方法，这为我以后从事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说民俗采风，民俗就是一阵风，也就是民风。正是民俗学史的学习使我形成了民俗学要重视田野调查的基本认识。然而困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无法大量开展田野调查，我们就收集当时地方杂志发表的新民歌，比如《东方红》、陕北《信天游》，这里面的民俗信息非常丰富。此外，我们也在古典文献中寻找民俗资源。明清甚至汉唐以来的大量文献记录了古老的风俗，这些知识的积累为以后的民俗研究打下基础。现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去哪里查找材料，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们在古代的哪本文献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积累也为我以后写作《民俗学原理》、《中国民俗学》等奠定了基础。

　　2民俗文化传统保护：根深才能叶茂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俗或民俗文化已成为当下媒体和口头语境中的热门词汇。但民俗或民俗文化究竟指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表现形式这些问题，在民众中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民俗文化？

　　乌丙安：要理解民俗文化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民俗文化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内容极为丰富，表现形式多彩多姿。民俗这种人类文化是各民族民众世世代代传袭下来的、有稳定形式的事物和现象，它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并且不断反复地出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为民众所认同。通常所说的“约定俗成”，就是对民俗文化的简明解释。

　　比如，各地农民按照农历二十四节气进行不同的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这些活动就构成了农耕生产的习俗。再比如，人们到了婚龄期，家族就要依照传统礼仪举办婚嫁喜事，于是构成了婚姻习俗，等等，这都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民俗行事。世界上凡有人烟处就有民俗，任何个人都是在他所属群体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区分不同的民俗文化？

　　乌丙安：中国是农耕文明古国，也是人类农耕民俗文化发源地之一，民俗文化内容极为丰富、形式异常多样。我国的民俗文化大体上说包括以下四大类和大约五十个民俗系列。

　　第一大类叫做经济民俗类，也可以叫做物质生产、交易运输与消费的民俗。物质生产民俗包括生态民俗、农耕民俗、工匠习俗（含手工技艺习俗）等；交易运输民俗包括商贸习俗、交通运输习俗；消费民俗包括和衣食住行相关的习俗和医药习俗等共计十四个民俗系列。第二大类叫做社会民俗类。它包括家族亲族民俗、村寨乡里民俗、婚姻习俗等十一个系列。第三大类叫做信仰民俗类，也可以叫做信仰崇拜民俗和传统节会民俗。在中国，非常突出的就是民间庙会祭祀习俗活动和传统节日祭典庆典民俗活动。民族民间节日和庙会都展现了我国农业文明时期传承下来的对大自然恩赐的崇敬和对祖先恩典的祭拜，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

　　第四大类叫做游艺民俗类，又可以称作民间文学艺术、游艺竞技活动的民俗。这一大类的民俗文化财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其中有许多游艺活动都已经成为世界级瑰宝。例如，蒙古族的《格斯尔》、柯尔克孜族说唱史诗《玛纳斯》、侗族大歌、民间剪纸等都已经被联合国批准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文化事业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请您谈一谈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意义。

　　乌丙安：从民俗分类的阐述中不难看出，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优秀遗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今天中国已经是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也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率最高、批准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也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年代来到了，从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到戏剧，还有其他民俗文化表现形式，要重新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珍藏多年的文化瑰宝抢救出来，包括那些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文化。

　　事实证明，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中国的民俗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保持了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色，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民俗文化传统正是当代文化走向大繁荣的根脉，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文化工程就充分证实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3入乡随俗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世纪80年代，民俗学还是钟敬文先生称之为“绝学”的冷门学科，21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迅速升温。您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契机是什么？民俗学未来的作为在哪些方面？

　　乌丙安：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上世纪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时期”，所幸还有顾颉刚、常惠、容肇祖、江绍原、杨坤、杨成志和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不遗余力地扛起重建民俗学的大旗，也取得了众多具有奠基性的成果。但直到20世纪末，与其他相邻近的人文学科比较起来，在兴旺发达的社会学、民族学的映衬下，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照例偏低，它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受冷落。

　　本世纪初，从国际到国内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是民俗学真正复苏与崛起的升温热点。下一步，已经热起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俗学人该如何用自身的“消耗功”，来实现把热量传给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过程，就成了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民俗学升温的切入点似乎应是加强应用研究，优先结合实际加强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丰富并完善高水平的“中国应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最直接的学科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整套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应用理论和操作方法，丰富当代民俗学多样化的分支学科建设。

　　民俗学的思考是多角度的，民俗学的出路也是多方向、多轨道甚至是放射性的。基于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应指向这几个方面：第一是进行各地区、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地理分布的调查研究，这一工作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分布版图的重要调研活动，和民俗文化濒危状态的调研汇集到一起，将可被纳入作为国家文化战略决策依据的基本国情记忆库中；第二是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非常密切的表现形式的采录挖掘；第三是进行各类民俗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第四是对民间传承人的传统传承机制如何保护做深入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为保证工作的质量，应注意哪些问题？

　　乌丙安：田野作业过程中，民俗学研究特别强调入乡随俗，这其中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民俗主体，即民俗对其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养成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和民间智慧的传承体系，其主体就是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在田野作业中，明确民俗主体要求去除研究者的本位偏见。因为民俗本位偏见会影响学术研究，使调查作业的观点偏离，事实可能会遭到歪曲，调查作业的评价难以准确，甚至还可能引出歧视性的后果。

　　第二就是要注重民俗对象。当深入到民俗环境之中时，民俗研究者是一个参与者也是观察者，这应该是自觉而不是自发的。在田野调查之前，要做好这样一个认知的准备，明确自己的双重角色。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自己，敦促自己入乡随俗。这种入乡随俗不是客串而是投入的，要让自己慢慢沉浸进去，把自己的角色转换，由客位变成主位，有了感情，才能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4非遗保护要依法更要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0周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已颁布实施两年有余。您认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注重哪些方面？

　　乌丙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全社会广泛关注，这是毋庸置疑的进步。某些非遗保护项目取得的阶段性突出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确实有很多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需要进行总结。我认为非遗保护要遵循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两大原则。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规范。目前非遗保护有法不依的最大挑战是大规模文化产业开发。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久远的历史沿革中早已经构成了和那里成千上万民众血肉相连、齐心共享的精神家园。要不要把它们全部转化为一种可以利用的产品并推入市场，这就需要在非遗法的框架范围内给予慎重考虑，在有效保护基础上和合理利用前提下坚持依法保护。

　　此外，非遗保护还需要坚持科学保护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精神文化积累下来的财富。因此对它的保护和研究不同于对政府管理下的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处理方式，它只能用人文科学的理论知识和作业方法，遵循人类文化法则加以处理，才能科学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它传习的历史源流中都会遭遇到多种多样的文化冲撞，无论是完整的、残缺不全的、片断的或濒危的，都需要通过科学的调查、鉴定、维护、修复和保存等技术手段把遗产保护下来，特别是使其得以活态传承。

　　具体来说，我对于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八点主张：第一，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概念、定义和范畴界定生产性方式保护；第二，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认定生产性方式保护；第三，要根据遗产名录项目的可生产属性确定生产性方式保护；第四，要根据遗产保护的合理利用方针选定生产性方式保护；第五，非遗生产性方式保护必须依照非遗法的管理条例保证实施，加强监督；第六，在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实施中，必须严加维护传承人（或传承单位）的知识产权等多种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第七，在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实施中，必须严加维护遗产项目的手工技艺传承机制不受损害；第八，要严加防范和严厉打击一切借生产性方式保护之名，行以假乱真、粗制滥造、见利忘义之实等破坏遗产保护的行为。

　　5“守土有责”：民俗学研究不会被取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的民俗学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众多民俗学者也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乌丙安：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举世公认的热潮，使几乎所有民俗学人都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文化热力运动的进程，而且还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项文化保护工程的实际工作，做出了颇为可观的成绩。

　　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契合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来看，非遗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个比方：假定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拥有千万种货品的大超市，民俗文化遗产在这个超市里只是一部分特色货品的专柜。民俗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只能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程做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视角分析，您如何看待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关系？

　　乌丙安：民俗学人在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然陌生的概念之前，一直从事着本学科领域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与实践的工作，这既是民俗学人科学性的本体工作，也是职业性的本色工作。

　　民俗学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等于民俗学本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前者是有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的，后者是有学科规范的科学研究宗旨的，任何混同的理解都是不适当的。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势必要执行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对于民俗学人这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它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依然是民俗学的本体研究。任何形式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研究，都不是也不能取代民俗学自身的学科研究或学术研究。民俗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具有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人理应“守土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