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6世纪著名作家拉伯雷在他的经典作品《巨人传》中强调，人对知识的追求是人全面发展的动力，在他看来，所谓巨人不仅指身材高大，更是指智慧和力量的突出。对物质的追求固然重要，但正是对知识的不懈追求才真正体现了人的一种巨大生命力。

　　他还认为，个人的价值实现不是靠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靠他的才干和美德。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上，集体利益更为重要，因为集体利益保不住，个人利益也会受到损失。

　　四百多年后，再度崛起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我们的产品充满这个地球的各个角落，“中国制造”也成为流行语言。在物质生产领域，我们已经跻身强国之列，堪称巨人，但是，在对知识的追求上，我们并没有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换句话说，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我们国人认知达到一个相应的高度，一个可以让世人信服的高度。而无论是在未来生产结构调整还是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更是知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开拓性智慧和创新精神，以及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旋律的有效路径。

　　只有实现了这些，人们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而不是像现在国人那样，虽然有钱了，但感觉不到幸福。我们应该认识到，“幸福”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及其背后的知识承载量。

　　拉伯雷之后，法国另一个天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也将物质和精神做了区分，第一次指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幸福指数。

　　在物质层面上，幸福指的是：人们生活在吃得好、穿得美、住得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美好东西的国家里。

　　在精神层面上，幸福指的是：很高的智力发展水平，很强的美术鉴赏能力，丰富的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变化方式的知识，普遍的人与人彼此善意相待的态度，这样的话，他们精神方面的幸福也是最美满的。

　　圣西门总结道：一个优良的社会，第一应该尽可能使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第二应该使个人收入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以及贡献成正比，使社会中更有才能和更有德行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居于社会前列，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家庭。

　　改革开放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达到圣西门“空想”的物质水平。在吃的方面我们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商店里食品琳琅满目程度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在穿的方面我们更号称是“世界加工厂”，中国纺织品出口可以傲视全球；在住的方面国内房地产市场近十几年发展飞速；至于外出旅行，国人游客不仅一次次让国内景点爆满，还可以随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旅游，中国人出现在世界的数量和频率太高太大了，以至于现在无论地球上哪个地方出现事故，我们第一时间都要问那里是否有中国人。

　　而在精神层面上的幸福可能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社会最为欠缺的。这个社会缺乏的不是投资大量而无序的基础建设，不是建设那些寿命只有三十年的公路和桥梁，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基础建设就是教育，就是先进知识和优良传统的推广和发扬。

　　因为有知识才能体会幸福，才能享受幸福，就像喝红酒不是为了干杯而是为了品味，收藏字画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欣赏，了解自然规律不仅仅是为了出行方便，而且是使得人和自然更为和谐，和周围以至于全人类和平相处不仅仅是为了相互的利益，而且是出于友善和宽容之心。

　　有知识就会包容，就会作善举，因为他们会判断和比较；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就不会为富不仁，因为他们知道木桶盛水量增加，只有将短板加长才能承载增加的水量。他们就会主动帮助弱势阶层和失意者，这样整个社会就不会紧绷神经，维稳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社会动荡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

　　因为有知识，能够理解幸福；因为有知识，能够享受幸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就是缺乏见识的表现。荣华富贵并非都意味着幸福。在瑞士，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生活得都非常低调，而在美国，街头上行走的大胖子常常是没受过更高教育的人。事实上，匮乏的物质生活并不会泯灭天才，而精神上的空虚倒是常常令人一事无成。如同忧郁症和心灵创伤比一场车祸更不容易治愈一样，精神上的不幸福比物质上的不幸福更令人难以接受。

　　圣西门和马克思都是在拮据生活中写出传世之作的。圣西门曾经穷得一塌糊涂，后来落到被自己前佣人收留的境地；而之后的马克思在比利时流亡期间被催债房东逼迫得像流浪猫似的一次次搬家，多亏恩格斯相助才能静心写出《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前夕，班里的同学谈论自己的理想志向，有的说想经商发财，有的愿意当医生，有的爱上了神甫的职位。而马克思却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他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马克思说的人类幸福就是以知识为载体、物质为基础的一种高层次上的幸福。如果施以同样的教育机会，就能让那些出现在歌剧院的有闲人士、飞机场的商务过客和长途汽车站上的农民工朋友具有类似的精神面貌，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呈现出三种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