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一个人关于过去生活的回忆，很多时候能是在展示他背后的时代。我爱看回忆录，跟着那些有故事的人，能打开一扇又一扇岁月之门。

　　回忆录看到多了，能得到价值启发。但有时，也会被误导。误导多了，就对回忆录也越发变得警惕起来。

　　“有一种回忆录需要正当性”，恰好刚在《东方早报》上看到这篇译文，内容是英国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托比·利希蒂希对罗斯回忆录的评价。罗斯是个学者，在探寻他父亲的艾滋病真相中，本有机会对美国当年的艾滋病政治进行有益的思考，但选择了个人内省方式。这篇文章感叹罗斯睿智敏感，但还是很难对回忆录的正当性负责。

　　回忆录当然是个体的记忆，是关于人心的透视，是关于人性的剖析。但是，如果不能把回忆录纳入到可以提供价值正当的框架下，那样的回忆录就很可能变成个人的自恋或呓语。

　　这个夏天似乎像是很多中国人的忏悔季。有越来越多的个体站出来公开在向“文革”受害者道德忏悔。伴随这种道歉忏悔的，也有大量的“文革”回忆性文章。在报刊刊登道歉广告的刘伯勤就这样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大环境和个人，这其实就是两种分析语境。关于那样历史记忆，显然就需要处理好二者的平衡关系。有勇气检讨自己人性之恶固然勇气可嘉，能理性分析历史环境对个人如何形成裹挟，提供避免历史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

　　从国内到国外，从历史到现实，回忆录的最令人遗憾之处，也就在于没能把特定年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元素和个人命运遭际最为紧密又极其平衡的结合起来。

　　很多回忆录都是在选择性呈现，不仅残缺不全，有的还存在错误记忆。作为个人性质的主观性记忆，回忆录要有正当性，离不开两个底线，一是忠实真诚的记录，一是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

　　韦君宜晚年写《思痛录》，以自己一生，总结历史教训。她说：“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很多人从她的回忆中，读懂了“大跃进”。因为真实，人们可以轻易分析那个时代的问题。

　　除了事情真实，内心真诚当然也很重要。卢梭《忏悔录》为什么那么感染人？卢梭说，“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我曾面对面地听过一些在文革时加害过师友的忏悔，很多内容其实与现在纸面上呈现出来的有很多不同。很多人有勇气忏悔，但依然没有勇气公开个人之恶的表现与成因，因为有的太过肮脏不堪，让人无法想象人性在欲望与权力面前，可以沦落与残忍到那种地步。更多的问题，还是关于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反思，很难被理性真实地表达出来。

　　这样的回忆录无疑就是缺少正当性的。

　　我觉得，把个人与历史进行完美结合的回记录，还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爱伦堡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人性跌宕中，叶赛宁、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他们太多隐秘于岁月的往事令人动容，一个个悲惨命运无声地控诉了斯大林时代的体制罪恶与权力残暴；唐德刚展现近70年的李氏个人史，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被学者评价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回忆录要有力量，必须能够提供观察分析历史的理性框架。

　　记录自己和别人的历史，是需要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也就是选择真实还是伪饰，是停留在个体人生之上，还是有勇气去挑战体制与政治。能够选择真实与真诚，能够让人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命运关连成因，这样的回忆录才能正当性，才能提供有益的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