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已经不是甚么新鲜名词了，在传媒的极力渲染下，这个本来显得很高深的哲学术语瞬间以光速传播开来，电视上专家学者们热火朝天地谈论周星驰如何地后现代，王家卫的电影有怎么样地体现了后现代的一系列创作意图，甚至还有的说法更加离奇，城市也因此在这些人的描述下变得日益后现代化了。
可甚么才是后现代呢？后现代也许是我们现今讨论最充分，但仍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为甚么在现代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会半路杀出个后现代，取代了现代主义的绝对统治和管控地位？按照尼采的说法，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巨集达叙事”全部都处在崩溃的状态中。尼采和利奥塔尔两人都对他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宏达叙事”的崩溃持欢迎态度，他们认为那些叙事实际上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下，因而最终是非常有害的。
那么那些“宏达叙事”究竟是甚么东西呢？按照大卫·罗奥逊的理解，现代性社会被定义为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科学与精神、理性与价值、理智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
后现代所要超越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这种二元思维下构建起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相对立，试图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为晦涩而导致了普遍的误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充满了颠覆性，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这种颠覆性的后果：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破碎、不确定和非圣化。但他们没有看到德里达之所以要颠覆形形色色的现代霸权和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目的就是为了差异，为他者，为弱小者争取生存的空间。柯布在这个问题上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
对后现代发展的轨迹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梳理，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后现代给我们许诺的世界也许并非是鲜花满地，牛羊满山奔跑的理想世界，但其较之于现代主义，确实有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世界中，按照柯布的说法，“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有了立足之地”。而德里达更认为，“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的伦理律令”。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后现代思想家推崇的原则。
这样看来，相比较于现代主义的霸道本质和高高在上，后现代无论如何显得更加和蔼可亲和容易接近。从哲学意义的后现代来看，后现代主义许诺的世界比现代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有更大的弹性和容忍度。按照哲学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推论下去，其将引领我们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这种大同世界里有诸多不一致的声音，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入口极其宽松的世界入口里，现代主义所不能容忍和鼓励的行为，将被视为常态的而受人理解和尊重。
然而，当后现代致力于挖倒现代主义墙角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许诺的大同世界──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意义的求同存异的世界的诞生，甚至在将近百年的后现代建设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些微的光影，来给我们足够的勇气以继续传说中美好的事业。
让？鲍德里亚曾经悲观地预言：“我们的后现代似乎非常可能变成一个精神空虚和文化肤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实践被无尽地重复和拙劣的模仿，世界被分裂，个体遭异化，个人没有任何自我感或历史感，仿佛是成千上万个电视频道。”让？鲍德里亚敏锐而准确的描述出当下文化背景下的大众处境，现实中的后现代正如同他的预言演进下去，这个后现代世界越来越朝拟像的方向大步迈过去，现实与表面之间的差别日已消失，现代公民不再是甚么超人──而仅仅是一个没有能指符号世界中的媒体消费者而已。
如果我们稍微把历史稍微往回拉一点，把过去到现在的路径重拾起来，也许可以理解让·鲍德里亚为何有这样悲观的言论的。资本主义在不长的时间里用机器和商业文明取代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整个欧洲社会因此而出现了“非精神化”的趋势。尼采对于技术统治人的后果极为警惕，他警告说：“印刷、机器、铁路、电报是前提，还没有人敢于由之引出贯穿数千年的结论。”尼采一再指出，机器剥夺了人的个性：“他把许多人变成一部机器，又把每个人变成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它制造平庸和单调”；“它是无个性的，我们现在似乎只是生活在无名无姓的、无个性的奴隶制度下”。
尼采站在后现代的大门外，以天才的预见力观察到今后世界将会出现的走向。尼采的思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商业对文化的影响，其二是技术对文明的改变。后现代的展开应该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在学术上，哲学对现代主义的解构，是要从根本上解体现代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后现代思想小心的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的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
而商业意义上的后现代，出自一种商人盈利的本能冲动，表现出一种对深度的放弃，即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怀疑和疏离，在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而被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与此同时，商人成为“支配现代人类心灵的力量”，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市场价值决定也抹杀了一切精神事物的价值。于是，报刊支配社会，记者取代天才，艺术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的机器化和文化的商业化使尼采悲叹：“大平庸是时代的危险。”
而更为重要的也许来自技术对后现代的影响。在尼采的时代，技术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一百年后的时代相比，中间产生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关于技术的进步神速，海德格尔这样论述道：“我们诗意的生息地，可是当那生长过荞麦的土地，那以诗作为歌唱的大地，变成了柏油路，变成了石头堆砌的围墙，变成了每小时二百多公里飞速宾士的高速路，我们该怎么样收拢我们的灵魂？”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人无所适从，而且也使尼采对技术文明的观察有所偏差。
尼采对科技本身对文明的影响持相同的看法，即无论是代表印刷文化的印刷术，还是代表镜像文化的大众传媒（当然，在尼采的年代，只存在电报这种非典型的雏形），他都持同样的批判态度。其实从尼采含混和模糊的表达中，我们大体可以推论出，他认为技术和商业的结合导致了后现代一些列特征的出现。
尼采坚信，对科学的朴素天真的崇拜可能很快成为基督教的世俗替代品。但科学只是人类的一种有限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它不可能创造一系列连贯的价值。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反过来将导致人类深深的幻灭感和悲观的虚无主义，这就是今天现代世界的处境。科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类能够赖以生活的价值之源，这是上帝死后最让人感到悲戚的事情。而作为精神上饥饿的、丧失了创造原动力的现代人，出于本能的衰竭、精神的空虚和匆忙的劳作，匆忙投入到艺术中寻找麻醉和刺激。艺术的主要使命因此沦为为身心衰竭的现代人提供官能上、精神上的刺激剂和麻醉剂。
这些论述本身有相当合理性，但尼采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其实媒介作为一种传播资讯的方式，在和不同科技结合的情况下，其实会产生不同的倾向和选择不同的表达的。尼尔·波兹曼认为技术并不是中性的，他以印刷术为例论证了技术和传媒结合后带来的整个世界的一系列变化：“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而电视媒介的出现，也以其不同的技术倾向改变着世界。电视媒介通过镜像文化创造出的是一个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和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了用趣味性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既不要求，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情。
大众文化就这样在商业和技术更新的合谋下被催生出来。电子媒介如细菌繁殖般地用图像符号替代了抽象符号，由于图像消除了人们的知觉与符号之间的距离，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消除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电子传媒的这一“优势”使它不仅替代了印刷媒介的权威地位，而且迅速地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人们越来越满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外来资讯，越来越迷恋于直观的复制形象而不愿意进行个人的阅读或思辩，越来越关注流动的现象而不是恒定的主体。郝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人们在这种友好和善的文化中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我们的文化最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我们之所以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其原因在于哲学对深度的解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而商业对深度的放弃却在技术和传媒的合力下，日益把我们的文化变得支离破碎和肤浅无聊。两个层面上的后现代其实在角力的过程中，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哲学意义上的后现代在动态的竞争中远远落后于商业意义上的后现代，这导致了后现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犹如马车的车轮，一边完好如初的车轮还在不知疲倦、通宵达旦地驶向理想国，而另一边还未完工的车轮在不堪重负地前行。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前方的哪个拐角处潜藏着无法预料的事故，会让我们在信心百倍地向前冲的时候跌得人仰马翻。又或者，在技术带动下根本无法停下来思考的我们，早已忘记了为甚么我们会这么快，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
大众传媒造就一种娱乐致死的文化，大笑过度本身是一件及其严肃的事件。我们的文化因为太关注如何取悦观众，最终导致了文化的虚弱和衰竭。我们在空洞的笑声后忘记了自己为甚么要发笑以及为甚么我们不再思考。
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后现代一路走来背的骂名中有必然的成分，比如商业和技术合谋造就的大众文化，当然也有些是误会了的地方，比如哲学家对后现代的理想构建并没有得以深入人心的推广。那么，对这种发展不平衡以及在动态的冲突中布满陷阱的后现代丛林中前行的文化，随时可能一不小心就落入。到了最后，我们的任务也许不是要追究到底是谁搞臭了后现代，关注的焦点也许应该放在到底如何拯救我们的后现代。
在《一九八四年》中，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恶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郝黎则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过度娱乐化的今天，我们也癫狂地参与到这场全球化的娱乐盛筵中，奥威尔的预言似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而已经实现并且正在向纵深程度不断发展的是豪胥黎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