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信仰，是对世俗权利的信仰，世俗权利是以人而不是以神为载体，而人是上帝和魔鬼精神的混合，因此中国文化的精神信仰是中庸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文化比如孔子，希望中庸之道能够成为绝对精神，还有现代冯友兰也是如此，但是中庸之道不可能成为绝对精神，因为它的基础是礼制的世俗利益关系，即制度性不平等关系。

　　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周期的“礼崩乐坏”，因为世俗的“礼”精神是不牢靠的，是不能像宗教一神论精神信仰屹立不倒的，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以农民起义为标志的中庸之道“礼”精神文化的破产，这种文化破产就是它的文化基础会造反，即农民事实上是中国文化“礼”精神的最低社会等级。

　　但是因为中国专制根深蒂固，中国礼文化虽然不断的历史破产，但是又能生生不息，每一次礼文化破产，仅仅是礼文化的重新洗牌而已，中国文化又会开始新一轮礼文化复兴。

　　孔子受到中国人尊敬，是因为他信仰仁义的善。

　　但是孔子过于乐观的把善建立在人性自我认知的良心基础之上，既然良知是人性的主流，那么自然合理的社会是由贤惠的人治理的，即上智下愚，社会因此就能实现自然有序的德化统治。

　　因此孔子由善的信念过渡到善政治权利的信念，即克己复礼的信念，最终便和绝对专制权力合二为一，这便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注意儒家文化一旦彻底政治化，就不具有“道”精神的纯粹性，而是被称呼为“术”，“术”的概念是高度实用主义的，是经世致用的，因此中国文化崇拜的儒家文化，事实上是一种世俗权利实用性思想工具，而绝不是一种神圣的绝对精神。

　　这便是孔子又不断的被责疑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信仰缺失的原因。

　　本文是阅读人民日报《珍视我们自己的信仰（名家笔谈）》（作者赵启正）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