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现在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声称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不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近年来，尽管国家在办学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招生、就业、毕业文凭及待遇等方面，明确赋予了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完全一样”的政策规定。但“官二代”对职业院校的不屑和老百姓子女就读职校的无奈，却凸显了职业院校被“边缘化”的尴尬现实。而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的相关数据，更折射其属“平民教育”的地位低下。

　　社会现实中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与企业难招对路人才的“用工荒”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足以让职业院校应该拥有“被选择”的独特优势，但缘何职业教育仍旧难脱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困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畸形认知和相关制度的政策“矮化”，当属重要原因，比如重学历轻技能，公务员考录拒招职教生，等等。

　　其实，正如纪宝成所言，人们轻视职业院校的实质是“拥抱资本、疏远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诚然，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不同，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就属“技能培训”的教育性质，国家早已将其定位于“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其知识的讲授是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也就是说，职业院校的任务就是培养技术工人，即人们习惯所称的“蓝领”。在“乐意当白领，不做工农兵，即便进企业，也留管理层”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择业观念的背景下，以制造“蓝领”为业的职业教育如何能成香饽饽？

　　不错，“领导带头”送子女就读职业院校的确有引领社会的示范作用，但以促进“就业”为主的制度性指挥棒的魔力应该更具效力。换句话说，只有打通职教生的向上渠道，职业教育才会具有吸引力。比如，拆除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村官招考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的制度门槛；拆除职院毕业生在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屏障，完善疏通其由工人序列向职称序列转变的制度设计，等等。

　　其实，在政府行政管理亟需技能型人才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将职教生拒之门外明显表现出不合时宜，这不仅有悖于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平起平坐”的教育公平，也是对同为高校毕业生的人格权益的明显不公；还有，只有让职教生拥有大有可为的发展前景，才能让社会走出职业教育没有前途的认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