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的大哥考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这在我们老家是非常轰动的事件。农村的孩子考到了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华师大这样一所名校，关键是这个大学吃饭不要钱。我从那个年代过来，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人们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饥饿。大哥当时在我们中学上学的时候，背着野菜筐，一边走一边挖野菜。当他参加完1963年的高考，高考的成绩出来的时候，他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但他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吃饭免费，就选择了华师大。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做大学梦，我的梦总是跟华东师范大学联系在一起——总是跟吃饭不要钱的学校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一个吃不饱的孩子在乱跑，我们那时候很多孩子都要去寻找食物，成年人为了吃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劳动，为了吃耗尽自己全部的精力。吃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地被大家所遗忘。现在大部分人因为肥胖而痛苦，没有一个人为了瘦而痛苦。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饿，显然是过时了。将来如果要写出一本时髦的书，你一定要忘掉饿，不要再写饿了，要写饱，要写腹胀，要写胖，要写减肥。

　　高明的作家会选择一个合适的题材

　　“写什么”确实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前两年在上海有一次讨论，有批评家说，写什么是一个问题吗？无论从曹雪芹的时代，还是到现代，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写什么，实际上都在进行着选择。面对着复杂多元、万花筒一样，令人头昏眼花的现实生活，一个作家只能选取一点点素材来写。你不能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小说，你也不能把社会上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你熟悉的所有人物都写一遍。高明的作家就选择一个好的题材，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题材，来讲述一个能够让他有一种切身感受的故事。

　　作家写什么有时候也身不由己，本来选择写一个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看起来写的是历史人物，实际上写的是当下人物。这应该是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好事。做文学评论的时候，要把诸多的文学作品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军事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等等，可作家在写的时候未必这样想。我曾想象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会考虑写什么，（我觉得）他之所以要写这样一些人物，因为他熟悉这些人物。我很难想象蒲松龄在写《聊斋》的时候会考虑什么问题，但以他生活的时代而言，只能写这种东西（鬼怪故事）才能获得安全感。

　　鲁迅写文章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文学理想，要用文化的方式治疗中国人心里的疾病，他用文学的方式救治病弱的民族。他选取的人都是社会当中有病的人，也就是给社会压得丧失本质的人。沈从文要写一些吊脚楼里面的女性，要写旧时代、写兵匪等，也是跟他的文学理想相一致的，他得心应手的（对象）也是这些人物。又比如，家庭的勾心斗角，小叔子、嫂子、小姑之间的关系，母亲跟女儿关系，张爱玲的作品里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是因为她非常熟悉。

　　体验式写作和公式化概念化写作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在座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要为人民写作，要为工农兵写作，要把工农兵作为艺术家创作主要的对象，要让他们变成文艺作品里面的主人公，把工农兵放在历史舞台最耀眼的地方。为了响应这个讲话，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纷纷打起了背包到山沟进行土地改革，把自己跟老百姓，跟士兵，跟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在一起。当然这样的体验确实产生了效果，赵树理写出了一些作品。也有很多作家很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他们尽管很想做，但是他的心无法跟他要了解的对象在一起，这个并不在于他们的世界观有问题，有的人是天生不会写这些人物，哪怕他的主观意识想努力写，但还是写不好。有的作家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回来就创作了成功的作品，有的作家下去两三年还是写不好。这不是作家个人水平问题，这是作家个人文学方面的感受跟他所了解的对象能不能吻合的问题。

　　1949年解放以后写什么，也一直是我们文学战线上重大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各样运动、讨论，不断对作家进行“校正”。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写什么的问题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工农兵成为主要人物形象，这些人不是人是神，因为他们是没有缺点的，他们的道德是没有瑕疵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有错误顶多是偶尔骄傲一点、急躁一点，是无关大局的性格方面的小缺陷，在大的方面是没有瑕疵的。过分地想要塑造人物形象，想要把好人往好里写，把坏人往坏里写，往往写出来是没有血肉的、概念化的任务（作品）。当他漫不经心地写那些埋怨人物或者写那些配角的时候，反而容易让自己的创作更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反而令人难忘。

　　“文化大革命”结束，进了新的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文学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文学慢慢地恢复到独立（状态），按照本身的规律来发展和创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题材，作家可以把所谓的坏人物当做小说或者剧本主要的人物来描写。作家在写这些人的时候，也可以把他们当人来写，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的道理。我们过去有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没有说服力，我们写出来的人物之所以不感人，就在于我们创作理念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把“好人”塑造得完美一些，就在于我们把所谓的“敌人”写得一无是处。用这样的方法来写必然会写得概念化。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去年我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盯着人写”，把写人当做作家写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事情，把人写出来，让人难以忘记，也是小说应该追求的最高的、最理想的标准。怎么样把人写好，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即便是虚构的人你也要熟悉他。

　　从记忆仓库里寻找“生活”多年的熟悉之人

　　我本人写作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在前期的时候也走过很多弯路，走弯路的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理论影响。认为小说一定要选择重大事件，要选择万众瞩目、大家关注的事件，要写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这样的一种写作肯定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因为对所写的事物没有情感，用文学方式塑造的人物也没有任何情感方面的沟通。后来我慢慢地觉悟到，不管社会千变万化，不管社会上现在流行什么问题，我也不管现在什么是最热的问题，什么问题写出来最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面生活了几十年，至今难以忘却的人和形象，由人和形象带动故事，带进结构来。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蛙》，这本书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一些海外记者采访我，说我有这个胆量写了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这个书可以出版，而且出版可以获奖，他们感到很惊讶。我的回答是，我没有把这个书当做一个重大问题、尖锐问题来写，我的出发点还是人，我构思这本小说也不是要挑战什么东西，也不是说我的胆子比别人的胆子大——可以写计划生育。

　　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要挑战什么，更没有说要否定我们的基本国策。还是因为人，还是因为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有一个姑姑，她从1950年代开始是我们那的第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很多的儿童因为她获得了生命，她也建立了一个很高的声誉，靠一个人的力量打败了我们村里的十几个接生婆，包括打败了我的奶奶——我奶奶也是接生婆。

　　但在计划生育过程当中，她要理性地给违规怀孕的妇女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她接生的时候是幸福的，她像天使一样。当她作为妇科医生给人流产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尽管她没有直接跟我说，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深处很痛苦。

　　后来我明白了，我不是在写计划生育，我是在写人，真实的姑姑在我过去的小说当中没有出现过，我要写这样的一个妇科医生，她的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她有巨大的爱心，一方面她是党员，她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所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她是一个妇科医生。

　　小说里面姑姑的精神困境、她的内心矛盾，也应该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精神矛盾。所以我感觉尽管写了妇科医生，尽管在小说里面涉及计划生育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物盖过了题材。最后我们看完小说，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事件，我们记住的往往是人物，我们记住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今天讲了一些很陈旧、很古老的问题，但同时也都是现实的迫切的问题，我想在当今多样化的时代里，文学本身也是非常丰富的多样性，我们现代小说类型也非常多。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小说，不要让最根本的要领变化，要用小说的方式塑造出人物形象。如果小说里面没有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那么这个小说就不成功。不管你写什么，你只要写出了在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你这个小说就是成功的。有的作家可能写了几十部、几百部作品，他依然是二流的作家，他写了一连串精彩的故事，但是他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