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张明扬先生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文章《让高考回归科举吧》认为，高考未必不能继承“科举精神”，所谓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打着改革“应试教育”旗号，而实质上是破坏“科举共识”的反动。“科举精神”、“科举共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打破出身的选拔人才，加大社会流动，如此，“寒门出贵子”便成为一个概率相对高一点的事（成本低不不低不好说，科举考到老才考上或没考上的成本应该不低）。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和考试政策，重视“选拔人才”，而忽视社会公平公正的枢纽：社会流动。
高考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弊病：“应试教育”；社会流动的作用减弱；还有种种不公平的“素质考试”和“加分政策”等。但是，直接将高考与科考作比，甚至让高考回归科举的功能，显然有失偏颇，是病急乱投医。
首先，科考是为了选拔官僚，考中了做官，而高考只是大学教育入学考试，考上了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两者性质截然不同。高考可以为官场输送人才、加大社会流动作准备，但并非是必须的，也不是考大学的人就是为了将来做官。如果非要进行类比，用国家公务员考试与科举考试相提并论，手段、目的、运作都十分相似，会更为准确。
其次，将高考往科考上靠，回归其选拔人才、尤其是社会流动的功能，那实在是简化了科举的功能，科举还有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以及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的功能，科举是整合专制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的工具。将高考往科举功能上回归，表面上看是为追求公平，而更深层的谬误，是将高考政治化、官本位化，是非常危险的一着。
下面我从头梳理一下科举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科举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选拔人才”，并不是出于什么“社会流动”的考量。
吴思先生对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封建社会好像是商业社会，有好多小商人，各有各的公司，选一个老大，一个比较能干的当会长，那就是国王。秦汉一直到现在，都是几个铁哥们打了天下，坐江山，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通过MBA培训找了一堆部门经理。这就是秦汉以后建立的社会，郡县制社会，皇帝就是CEO，皇帝就是董事长，打天下那帮哥们是贵族，科举出来的读书人是各部门的经理，职业经理人。（《<潜规则>：吴思问答录》摘自网络）
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解读传统政治结构，有几分形似。“家天下”的皇权社会确实像一个帝国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兼CEO，要运作这么庞大一个公司，还需要一套职业经理人制，即一套以文官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来管理国家。也就是说，封建政治下，天子依靠贵族统治天下，到了皇权政治，帝王依靠官僚统治天下。皇家为了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李世民语），源源不断地吸引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为自己工作，开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凡进往入本公司成为一员者（做官），得富贵权名等价值资源，让人觉得“做官顶好”，同时招聘时精挑细选，层层筛查，确保选出皇家认为优秀的可用之才。
这一套选机制就是选官制度，选官制度的核心又是考试制度。不过，考试选才并非随着帝国的建立就开始采行。而是经历了从不考到考，考不严到考极严，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演变过程。
秦王朝统治太短，还来不及思考可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就匆匆落马。“汉承秦制”，秦的皇权专制被汉继承。帝国公司的“管理模式”被继承过来，必然要解决职业经理人的招聘考试任用问题。起初，刘邦瞧不起知识阶层，知识分子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终于意识到“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帝国公司需要知识阶层来做职业经理人。其实，刘邦用叔孙通定朝仪，一班没有文化的军队再也没有在朝堂上喧哗争斗失礼，变得秩序井然，气氛严肃。刘邦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刘邦已经知道规范知识的重要，及掌握规范知识的士大夫的重要了。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下诏举“贤士大夫”，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此后各代帝王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亲自策之，“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辞写高下矣。”（《汉书·萧望之传注》）。当时的名策有晁错、贾山、公孙弘等人的对策，最著名的当数董仲舒对策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直接促使汉武帝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举贤良方正的主要目的在求言，求才倒在其次，试策者本身多已是在职官员，随意性也非常大。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岁举孝廉开始成为两汉察举一种主要的常行科目。何怀宏先生认为：“至此，选拔官僚的选举才正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惯常。”过六年，在元朔元年（前128）又诏书规定各郡国必须向中央推举人员，“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由此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汉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前92-94）间，又规定“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通典》卷十三《选举一》）确定了人口与孝廉的岁举比例，岁举更趋明确和稳定。另外，博士弟子课试也渐成制度，其射策考试一般“甲科补郞、乙科补吏”，到东汉时，太学生已发展至三万余，开后世选举与学校相结合的先河。何怀宏先生还说，两汉时，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还可开府辟除，自己选用属员，被辟举者往往升迁甚速，此种辟察与察举构成了两汉仕进的主体。再加上纳赀以及因袭的任子等，两汉仕进呈现一种常为后世羡称的多途并进的局面。（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这种由地方官在自己的辖区内考察有条件者，比如有孝道，清廉不贪，有学问，文笔好，有才能的人才，然后报告给中央，中央任命其官职的察举制度，本来是件好事，更注重口碑、实能。为朝廷选到实实在在的人才，当然也为个人上升、社会流动开辟了渠道。即选拔人才是原因，社会流动是果。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荐必生流弊，“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窍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左雄传》）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以至于“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民谣）。推举一个秀才，连字都不识，推荐个孝子，跟父亲不住在一块儿，不赡养父母，冒牌的假货。
为了杜绝流弊，时任尚书的左雄上奏，建议“自今孝廉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后汉书·左雄传》），汉顺帝赞同并予以实施。左雄改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察举有年龄限制，有“茂才异行”方可不受年龄限制，就像我们现在讲，不到一定年龄，不得提拔为某一级别的干部，“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二是被荐举的孝廉者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任官。这就由人的主观判断，变成文化知识的客观考查，地方官员推荐的人选到了中央去考试，要是考得很差，自己面子过不去，“自是牧守畏懦，莫敢轻举”（《后汉书·左雄传》）。而“逢进必考”的孝廉岁举，已与“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很相近了。阎步克先生甚至认为，“左雄改制”业已“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但察举制度行之既久，弊病深入骨头，小小手术难除顽疾，地方官员往往凭个人的喜恶，或受贿徇情，或受托虚荐，所举者多名不副实。解决的办法有二：要么完全由考生自由投考，取消推荐环节；要么将地方官员的推荐权收归中央，由中央指派官员主持考查推荐。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显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中央政府于每郡设小中正，每州设大中正，由朝廷委任各地“德才兼备”的公卿、郎吏充任，小中正把本郡人才分为九等，并把选定的人才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转报吏部擢用，中正有权根据掌握的调查材料进退其等第。
采用九品中正制有其历史背景：一是东汉末年社会大乱，“衣冠世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通典·选举二》），“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茬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晋书》）读书人遭祸，或逃离，想察举几个贤良方正孝廉秀才而不可得；二是曹操于战乱中，求贤若渴，在“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史》）是为中正制的雏形。及至曹丕主政，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本来是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制定的选才任官的权宜之策，“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确实能据才定品、据才选人。
然此制相沿成法，大小中正官徇私舞弊，官官相护，不复以品德学识为标准，只问出身，不辨贤愚，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依据，而真正有才学、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出任高官，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公平现象。此制遂成为世族垄断权权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门阀政治，从“学而优则仕”复辟到了“血而优则仕”。士族门阀把持着帝国公司职经经理人的选任，那么，“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谁给我权，我就为谁卖命，职业经理人眼里只有这些贵族门阀，不知道还有一个控股股东皇家，即“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维护贵族门弟的利益，无心打理国家政事，皇帝这董事长兼CEO反而日趋衰落。
隋唐实行科举考试，是对九品中正制流弊的纠偏。士子不再需要地方官员或中正官推荐，而是“投牒自进”，士子要不要报考，报考哪一科，都自由选择，国家“以文取人”，“不问家世”。士族门阀把持的职业经理人招聘考试任用工作，再度回到帝国公司的董事长兼CEO皇帝手里。
不过，唐代虽是要通过考试决定选任，却又不全以考试为定。考生可以先向当时在政治、文化上有地位的公卿、要人投献自己平时的佳作，即所谓“行卷”，也向礼部呈递自己的作品，即所谓“省卷”或“公卷”，获得一个“印象分”、“平时成绩”，而非一考定终身。这虽兼顾了考生平时学问水平，有利于选出有真才者，但也有一些滥芋充数的人通过行贿“走后门”骗得功名。为公平起见，宋代科举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考生与考官完全隔绝，考试的内容也由诗赋渐渐转向经义，以求客观、中立、平等，做到“以文取人”。再后来，干脆用八股取士，元、明、清三朝皆如此。
为什么八股会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录取入仕的首要标准？为什么要考这常常被认为最无用、最呆板、最僵死的八股？何怀宏先生总结其原因认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一直遭受着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遭受着人的素质所带来的趋下变异之苦，它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一是不断地加长‘走廊’，亦即增加功名的层次，增加考试的次数；汉代被察举者可以从乡间直登朝廷，唐宋科举层次也还算少，而明清却得经县、府、院三试才仅能入学，又须参加科试才能乡试，乡试中举后才能应会试，会试中后才能应殿试，此外还有秀才的岁举，举人的复试，进士的朝考等等名目繁多的考试；二是立严录取标准，考试内容的限制越来越严，自由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也就是说，八股是为了缓解人口之累和增加客观公平的需要，就像现在的高考，有严格的标准答案，便于对考生进行科学客观的评判。
可见，科举考试（八股）是帝国在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中，一步步地纠正种种流弊而演化出来的、相对公平可靠的考试制度。中国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产生过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历代名臣、名相，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大都出自这个阵营之中，其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科举考试绝非只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其用意大焉。有人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大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钱穆先生则将科举视为中国历史“三级跳”之一跳：“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所不能摇，宰相所不能动者。”（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综合钱穆的观点，科举之公平也罢，流动也罢，其核心是维护专制的纲纪之骨干，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动摇它。因此，所谓“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在秦晖先生看来，是“由察举、门阀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周之世卿世禄到秦之军功爵制度的一种复制。儒家贵族政治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管子·任法》)，把能人(而非贤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测之能不同而已。”（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载《网易历史》2009年6月25日）
我认同秦晖这一观点。魏晋时所谓“士族门第”就是准贵族，其选官用人重门第讲出身，与周朝的爵本位颇有几分相似。商鞅变法强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用军功爵制取代出身爵制，就是用皇权专制取代封建制；隋唐强调“取士不问家世”（《通志》卷二十五），则是用科举制取代魏晋时已经具有血统色彩的中正制，亦可视为一次技术化的君主专制取代准封建制，是君主专制政治在发展中曲折前行中的一个回落。
可以说，科举制就是平和时代的军功爵制，战国时的军功爵制是为激励耕战，但因为斩敌首可获爵位或为官，事实上成为国君选拔官僚的制度，科举制的作用更为单一，主要用于选拔官僚。而它后果性的作用一如军功爵制，让人的身份职业变得单一化。不从事农业生产，就只有做官（私人工商被打压），其余的职业是多余的，这就像商鞅变法一样，用官爵表彰农战，配之以“刑德”，将人们都吸引和驱赶到为国家耕战之上，对于不从事农战的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等“害虫”予以打击，事实上造成秦国只有军人和农民两个合法职业，其他职业要么是贱业，要么不合法，为人们所不齿。科举也是如此，事实上造成帝国只有士和农两个合法职业，工商纵算“合法”，也是贱业。商鞅的军功爵制被改头换面，包装成温情脉脉的科举制，内核的东西未变，科举制不断完善，与专制统治不断成熟，与官本位思想不断加固，是步调一致的。
一如军功爵制，有利于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科举也有利于底层知识阶层向上流动。何炳棣先生对明清社会流动进行研究，把获得科举功名的社会出身分三大类：A类指家庭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生员以及科举功名的人；B类指家庭上三代只产生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的人；C类指家庭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功名或官职的人。他根据明清两代48份进士题名录提拱的12226例的研究表明：明代进士出身A类的占47.5%，出身B类的占2.5%，两者合计占50%。清代，进士制度出身A类的占19.1%，出身B类的占18.1%，两者合计占37.2%。明清两代平均，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A、B合计是42.3%。（《明清社会史论》，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P99-100）“士大夫多出草野”，说明科举考试确实“不问家世”，较之以前的察举、中正制更加公平。
科举确实让底层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飞黄腾达机会，但这并不能写改科举维护专制的本质，它将官僚的录用和任免完全收归到中央，保证了一元化秩序的控制。法家的军功爵制在选人程序上强调客观化和标准化，在用人上强调才能而非德行出身，科举在选人的程序、规则上是法家的，在内容上却是儒家，但维护君主专制的核心作用却惊人的相似。因此，帝王非但不动摇它，还用各种手段来极力维护其荣誉和神圣。
一是帝王鼓励人们读书入仕，入吾彀中。譬如宋仁宗赵祯有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图解人颐》卷一《劝学诗》），赤裸裸地向士人做广告：只要你们肯下功夫读书，愿意做我皇家的职业经理人，我保证给你千钟粟、黄金屋、香车美人的丰厚回报，这比经商、种地不晓得好多少倍的买卖，作为男人，你们还等什么呢？
二是对科举舞弊严惩不殆，维护制度的公信力。譬如清朝从顺治到咸丰数代皇帝，严惩科场舞弊案，就处死37人，包括一品大员。南京江南贡院科举博物馆馆长周道祥曾说：整个明清时代的近500年间，江南贡院只发生过四起较大规模的舞弊案件，其中还有一些是冤假错案，这个比例比现代社会的任何考试都低，而涉案舞弊者的后果则相当严重，轻则发配处死，重则株连九族。（摘自2006年6月7日《金陵晚报》）
三是对科考优秀士子，除给予官职利益，还给予极高的政治荣耀。譬如北京故宫的午门，原是紫禁城的正门，进出午门有严格的规定。午门中间的正门只有皇帝能走，皇帝大婚，明媒正娶的皇后进入紫禁城时，可以走一次；大殿传胪后，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由午门正门出皇宫以示嘉奖。午门两侧的门洞，是举行大朝礼或随皇帝出入时，身边的大臣，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走左边的门，宗室王公走右边的门。三品以下的文武官员分东西班次，由左右掖门进出。又譬如，皇帝还会为祝贺考生正式获得及第而举办宴会，是为恩荣宴，恩荣宴俗称“琼林宴”，始于宋代，“进士分甲弟，自兴国八年（983年）王世则榜始，御颢宴于琼林苑，蒙正宴于开宝寺，遂为定制”。（[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笔记小说大观本》）帝王用这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方法来收买和收编知识阶层为我所用。
一面是社会的其他职业要么合法而收入太低如农民，要么是收入不菲却低贱如工商，一面是官僚这一职业极尽荣华富贵，做官就有一切。那么，作为经济人，人们会如何选择？肯定是像顾炎武说的那样：“自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一旦服官，即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日知录·名教》）直至清末，科举“乃是全国趋之若鹜的一件事情，父训其子，兄勉其弟，朋友彼此互相规劝等等，都以此事为重心。”（齐如山《中国的科名》，收于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编》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初版）
大家都去挤科举这个“独木桥”，其实是往帝王设计的一个笼子里钻。但不钻怎么办呢？还有比呆在这笼子里很舒服的生活吗？没有。所以，挤破头皮也要钻。正如朱熹所感叹的：“居今之世，虽孔复生，也不免应举”。（《清会典事例》）拿孔子调侃科举的话在《儒林外史》里也有，选家马二先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是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我则要说，夫子在而今，也要学申论，参国考，要不，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至于科举的废止，张明扬先生已讲得很清楚，不再赘述。科举废止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考试的公平性问题，而是对皇权政治的影响，我在《“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一文中有过论述：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实现了有力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这个制度历经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权，每个人忠于儒家价值，循规蹈矩，社会井然有序，十分适合于专制统治，所以，历经千年也不废弃，被帝王玩用于股掌。废止科举无疑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使政治和文化同时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现为，政府失去了笼络人才的极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围绕科举谋出路，政治与教育分离，政府与民众离析，士子由趋附政权变而叛离政权，危及旧有的统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现为，读书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价值规范，激进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纲五常”挑战，与原来所信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样，科举的“武功”全废掉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风筝下坠。因此，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皇权专制失去了生存的最本结构和土壤，这才有了后来晚清一系列民主共和的努力尝试。（廖保平《辛亥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且科举废止之后，民众反而有了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的社会流动可能，所以，梁启超说，“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辛亥革命之意义》）
综上分析，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高考，需背科举之道而驰，尽量去政治化，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应该更大范围鼓励大学自主招生，让大家本身去行政化，让教育远离政治，而不是“回归科举”。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理应大胆地、甚至焦虑的执行“人才导向”，能培养出人才，教育才是好教育，大学才是好大学，至于大学教育应该走平民化还是精英化路线，则应由大学根据自身实际自由选择，这恐怕才是好教育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