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两个率先”的自信和自觉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承包土地已经具有了生产经营权，能够获得生产收益；要使农民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获得财产权益，就要赋予农民承包土地一定意义上的物权属性，使农民在承包土地上既有生产收益，又有财产权益，让广大农民成为农村土地真正的主人。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是农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有了土地，才能种植庄稼、养殖家禽牲畜，用勤劳的双手在肥沃的土地上收获幸福。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耕作，这是几千年以来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

　　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革命就是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党从红军时代开始，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是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号召亿万翻身农民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号召农民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建立了“一大二公”为特征的集体经济。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缺乏农业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村经济一蹶不振，人民公社的实践遭到了令人痛心的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从农村拉开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搞大包干，赋予农民承包土地以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农村的面貌都为之焕然一新。

　　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正确处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农民就拥护，农业就发展，农村就繁荣；反之就会遭受挫折与失败。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

　　从根本上讲，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农民是农村土地的主人，这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古代来讲，在原始社会，土地是自然资源，广袤的土地任由人们耕种。农民辛勤地耕作，使贫瘠的荒地变成了肥沃的耕地。在封建社会，我国历史上存在过“井田制”，皇帝封给诸侯的为“公田”，农民在“公田”上的耕作必须上缴，但又允许农民在“公田”四旁耕种“私田”，调动农民垦殖积极性。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废除“井田制”，确立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土地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具有了商品属性。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地主成为了大部分土地的主人，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民则是很少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耕作成为了一个美丽的梦。

　　从近代来讲，中国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第一人是孙中山，但孙中山没有能够实现他的伟大理想。真正实践“耕者有其田”社会理想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在红军时代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1947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即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建国前夕，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写入了《共同纲领》；1954年，这一原则又被写入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从1953年开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从互助组织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加入了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的私有土地变成了集体土地。必须提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是带着私有土地以入股的形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1953年12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在1955年、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颁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都明确，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退社可以带走入社时的土地等等。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明确，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1983年10月，中央作出“政社分设”的决定，但并没有宣布人民公社撤销。从法理上讲，如果宣布人民公社撤销，我们就要把农民入股的土地退还农民。正因为没有宣布人民公社撤销，所以农村土地仍是集体性质。即便如此，这个集体的成员显然不是别人而是农民。从这个意思上讲，土地仍然是农民的。

　　土地交给农民

　　才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这几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却不断增加。2011年，我国三大谷物呈现净进口；2012年，我国粮食进口1100多万吨，创历史新高。大豆、棉花、蔗糖、麻类等主要农产品全部净进口。农产品贸易额从加入WTO前的顺差50亿美元到2012年的逆差接近500亿美元。国家农业部门判断，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已从“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转变为“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

　　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农业外部讲，人口增加、人均消费增长是重要原因；从农业内部讲，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是主要原因。国土资源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耕地增减相抵，净减少49万亩。农业专家分析，耕地实际减少的状况比这个公布数据要严重。我国近几年的粮食增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内部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如果进口的农产品都要由本国生产，至少还要6-7亿亩耕地。

　　我国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建设性用地。中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国土部门采取卫星监控，分大区设立土地执法监查局监管，重大用地项目逐级审批等办法加强土地执法监管，但各地违法用地的情况仍大量发生。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监管的办法是管不住的，必须双管齐下，既加强政府的土地执法监管，又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利用更多的话语权，让农民与政府一起守住我国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守住中华民族的“生命线”。

　　农民有了土地

　　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

　　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快推进，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城镇化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机会，信息化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但相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迅速推进而言，农业现代化依然步履蹒跚。

　　农业现代化的滞后，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农业比较效益偏低的因素，也有农业生产艰苦、自然灾害困扰的因素。但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土地权属不清晰，农民对农村土地没有归属感，农业对年轻农民缺乏吸引力。

　　我在农村作调查，常熟农村一位农民承包了200多亩耕地，稻麦两熟，一年净收入20多万元。他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净收入5万多元。我问他儿子，种地比打工挣钱多，为什么不回来种地？他儿子白了我一眼，说：地又不是我家的，说没就没了，那时我怎么办？我说，如果地是你家的，你种不种？他儿子斩钉截铁地说：地是我家的，不挣钱也要种。这番对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省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58.6岁，初中文化程度。农村大量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弃农而去。我们说，农业现代化需要职业农民，但职业农民绝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农业发展把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吸引回来的。吸引的条件有两条，一是农业的比较效益，种田能够获取生产收益；二是承包土地的物权属性，土地这一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真正掌握农民手中，舍此别无他途。

　　从土地确权着手

　　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几年，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并就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发过多个文件。2011年2月，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央农工办、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依法赋予和保障农民的承包经营权。2011年5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再次发出《关于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提出确认农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将农民与土地物权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民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积极性。

　　这些《意见》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有两个不足：一是农村土地是一个大政策，仅靠中央相关部门发文，行政执行力不够。实际上，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并不理想。二是土地确权政策不彻底，没有明确要求把农村承包地的经营权直接交到广大农民手中。

　　我们必须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村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把农村承包地的生产经营权直接交给农民；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赋予土地生产经营权一定的物权属性，确权后的承包土地可以抵押、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等等。农村承包土地实现“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包括生产经营权和支配权）是农民的，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