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的举措引发热议。外语学习的“疯狂浪潮”是否褪去仍有待观察。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举措仅仅是教育教学方面的革新还是折射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汉语和英语之间是否存在难以跨越的语言鸿沟与国别壁垒？在诗歌式微的时代，公共语言使用的素养又当如何提升？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采访了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

　　把学外语和本土文化传承对立起来没有意义

　　时代周报：最近，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这一降一升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和联想，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有人说这折射了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变，你对此怎么看？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也不必上升到中西文明这个高度，它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把学外语和本土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的发扬这样的问题对比起来，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弘扬中华文化，或者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这和学英语之间不是一个互相对立的关系，不是说学了英语，弘扬上就差了，或者说弘扬文化就要少学英语，这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学习英语，在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中间，实际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年，从严复和林琴南开始大家做翻译，比如，林琴南不懂英文都要做翻译，就说明当时对外部世界是多么渴望。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比如说中西兼通的钱钟书先生，他是外语系出身的，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反而有助于发挥跨文化的力量。所以，英语学习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我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共识。

　　时代周报：歌德说过一句话：“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

　　张颐武：当然了，跨文化的理解必须要有多语言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学英语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是世界性的语言，现在就是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多。第一，中国人学得好多年还是“哑巴”英语，应考能力很强，但还不太能用，在交际时只能说一些最简单的话，稍微复杂一点的用起来就比较难。这是我们要提高的，学了很多年效果不是很好，效率不是很高。当然，日本也出现这种情况，学习的热情很高，但学习效果不是很明显，张嘴的能力比较弱。第二，学英语搞成了一门心思只是学“英语”，其他的文化上的修养还不够，自己的母语的情况很低迷，这种情况也的确存在。

　　但是，这些都不宜上升到文化冲突这样的高度去解决，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英语学得不好，效率不高大家有很多怨言，而且学生也有很多苦恼，包括学不好造成的苦恼，这个也是存在的。中国人学外语，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各种不同的小语种，最大众的还是学英语。中国人目前的整个英语水平还是相当高了，尤其是年轻人，我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有些人英语好得不得了了。

　　时代周报：总的来说，中国人对英语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甚至是到了狂热的程度，最典型的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因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学好英语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高的地位。

　　张颐武：对，培训也比较多，因为国际交流需要它，需求量真的很大。所以，现在学英语还是人生中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因为英语学习的效果比较低迷，最近出现的试图通过改革达到实际的交际能力的提高，运用方式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应多做技术性的探讨，怎么样对学生、对整个社会发展更有利、更方便，一些地方的英语考试的分数调整，其实是一些局部的探讨。我觉得既不宜说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行，也不宜说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两方面都不要这么极端，大家在尝试中间做探讨就好了。需要更多的改革，改得更实用、更好，不是仅仅为了考试，改得更有应用型，对交流、互动更有用，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第二个就是考试的改革怎么样能更灵活？有弹性？因为北京的改革还比较有弹性，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

　　时代周报：之所以出现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主张，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

　　张颐武：焦虑感原来就有过，我们一直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华文化或者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文明过去在东亚或者是世界占据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一百多年来肯定是衰落了，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焦虑。这个焦虑产生了两个方向的结果，一个是过度自卑，觉得我们什么也不行，西方什么都好。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就豁出去了，认为西方必然没落、毁灭。

　　现在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民在上升中间的心态，一个是自我贬低，自我压抑，一个是自我夸张，自我夸大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都有。这两者都是夸大的，都不合适。现在我觉得还是需要平视的一个态度，就是理性地去看这些问题，不能着急，中国的崛起肯定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文化自信的上升，而且全球对中文的需求很明显。我们就更加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事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来探讨，怎么样把它变成更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文化上的争论，争论不休，是没有意义的。

　　时代周报：回到语言本身，回到技术层面，那么，我们不仅不应该把中文跟英语对立，而且应该看到，汉语与英文的交融。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很多的概念都是来自英文翻译，汉语受到英语影响的程度其实很大。

　　张颐武：现代汉语是这样的，现在日常使用的抽象概念，我们以为都是我们自己的，其实这些概念都是从日本借来的，主要是从19世纪末。因为日本人向西方开放比我们早20年左右，他们那时候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从拉丁文开始到英语、法语等这些语言里面的整个西方语言的抽象概念，都是日本的翻译，比如说“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民主”的概念等，这些重要的搭建起我们抽象思维的概念，都是日本当年翻译西方语言的时候用的，因为日本人那时候汉字的应用相当的普遍，所以我们基本上把它的概念借来。虽然这些概念大都是中国古代有的，但是这些概念都被日本巧妙地拿来翻译西方的抽象概念，最后变成和抽象西方概念一一对应，并不是和我们古代的说法一一对应。我们很多语法都是跟西方的语法相当接近的，跟古代汉语的语法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语言其实是开放的，其实有弹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语言有它的传承，不能有过度的变化。既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进。总体上看，现代汉语其实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很多，但是英文语言里面也有不少汉语的借词，因为中国综合实力提高了，一些词是用中文的借词，也很普遍。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全球文化带来的文化交流其实还是有利于语言的活跃。

　　中国精英阶层缺乏语言自觉

　　时代周报：刚才你提到一点很重要，现代汉语中的抽象语言其实是日本人“代译”的，那么，我们汉语语言内部是不是至今尚缺乏一个对抽象概念体系的梳理工作，比如在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性方面。

　　张颐武：中文的现代汉语，或者是中文中间的抽象概念，模式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因为一百多年了，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方法，一个是约定俗成的，另一个是规定的。其实从汉语的角度来看，三个地方用汉语，一个是中文的主体，就是我们大陆，还有台湾，还有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华文社区，这个地方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翻译比较规范，我们其实比港澳台湾做得好一些，这个是客观来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人文传统积淀不够，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运用西方的元素比他们要大胆，他们是保持传统的东西偏多，我们的现代汉语是比较纯的现代汉语，抽象概念其实由于中国的大陆运用比他们还要普遍，我们翻译的规范性比较强。当然，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地探讨，抽象概念的运作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够用了，因为现在不断有西方新概念的探讨，但是总体上这些概念还是需要继续梳理研究，总体上我们基本够用了。

　　时代周报：就汉语语言本身的使用状况来看，不管是大众层面，还是所谓的精英层面，是不是缺乏一种语言自觉或者是语言敏感性？我们在公共语言的使用中还是比较粗糙，比较标签化。

　　张颐武：我们的语言基本功比较弱，有时候看到一些毛病或者是问题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很严重。公共语言的使用上无论是英文、中文都有很大的问题，词不达意，包括产品说明书的介绍，非常重要的东西到很多文件，到日常很多人的交流，写E-mail都有很大的问题，这些是语言的修养、素养还是很弱。识字率是提高了，极大地提高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认识字，这个是极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大家运用语言的能力还是比较弱，这个我觉得是素养的问题。语言的素养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提高了素养其实就是文化自觉、语言自觉重要的一步，通过语言素养达到文化素养。在语言的修养这个方面中国人普遍意识比较薄弱，这个有待提高。所以我们整体的语言素养的提高是长期的任务，无论是哪一种，学外语的要继续加强，学中文的更要继续加强，这两者都要加强，不是说哪一种要削弱。目前，中国各个行当的语言都是十分乏味的，精英不够精致巧妙，大众不够生动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