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和生产率不“同步”，源于“重积累轻消费”

　　提低、扩中、控高、透明，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

　　遏制不合理或非正当的高收入

　　实现中低收入者收入较快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关系着百姓的“钱袋子”，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2.5%。可不少人还在问，为什么自己的工资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为什么做同样的工作，自己的工资却没有别人高？

　　收入增速为何跑不赢GDP

　　【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从1978年开始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但在过去35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人均收入2.4个百分点。在居民收入增速落后于GDP增速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下降。

　　“2006年，我一月的工资只有1800元。7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了3800元，翻了一番。但比较起来，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也在涨，生活成本提高了不少。”43岁的河南周口人刘国宝是一名电焊工，和老婆、两个女儿一起在上海生活了7年。跟7年前相比，他并没有感觉自己的购买力有明显的提升。

　　一般认为，如果居民收入增速能够跑赢GDP，说明居民能够很好地分享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如果居民收入能够跑赢CPI，能够说明居民的收入没有贬值。相比收入增速跑不赢GDP，更多人对收入增速没有跑赢CPI的感触更深。

　　收入增长和生产率不“同步”，很大程度源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重积累轻消费”的思路。客观地说，让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劳动报酬增长，在特定阶段有助于积累，进而为投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但由此也造成随着财富蛋糕的不断做大，劳动者获得的份额反而相对下降。

　　居民收入增速过低的影响不小。收入增长过慢会抑制居民正常消费，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费跟不上，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产能闲置甚至过剩、产品积压、效益下降等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就要求既进一步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为居民收入增长提供基础；也要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更加注重向居民收入方面倾斜，尤其是要构建更加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分好社会财富的蛋糕。

　　2012年2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出，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可以预见，未来收入分配改革将有较大突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民富优先，破题改革

　　【数据】来看一组财政收入的数字。2013年1-9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98389亿元，同比增加7801亿元，增长8.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46813亿元，同比增长4.5%；地方财政收入51576亿元，同比增长12.7%。

　　钱多了，老百姓如何拿到这些钱？社会财富蛋糕能否公平分配？

　　“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要以做大‘蛋糕’为基础，也要以分好‘蛋糕’为手段。”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应当更加注重向居民收入方面倾斜，“简单而言，应通过提低、扩中、控高、透明的八字方针来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能够尽快得到较快增长，提高他们对商品购买的支付能力，从而扩大消费。”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增多，另一方面还要加大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居民收入增加的关键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一方面，要做好居民收入的“加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补“欠账”；另一方面，也要做社会保障体系上的“减法”，让群众享受公共服务少掏钱，间接帮助居民收入跑赢GDP。当居民收入增幅足够给力、到位的时候，人们对于“物价增长”的担忧，也就自然逐步化解了。

　　迟福林建议，应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应当具体化；另一方面，应当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社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支撑经济年均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理想的状况是，中等收入群体争取到2020年达到40%，人口规模从3亿扩大到6亿左右。

　　对于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老大难”问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一是把已有的政策贯彻落实好，二是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一些新的突破，这样就有利于把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步步往前推进。

　　“像能源、煤炭、石油、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升的财富能够用税收的方式回归国家，然后国家把它用来提高老百姓收入，贫富差距自然会缩小。”张燕生指出。

　　“要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无论是对土地流转还是农民增收，这一提法都是积极的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说。

　　改革背后，公平是根本

　　【数据】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项薪酬报告显示，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的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报告直指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五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如何做到公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机会公平，通过机会的公平来实现收入大体的循序化。”在张燕生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之意，是要遏制通过不合理或非正当手段获取的高收入，建立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制度公平的社会环境，激励人们用汗水发财致富，而不是通过寻租。

　　“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让市场机制起作用，让市场机制做到公平、非歧视、透明。”张燕生补充道，政府改革最核心的是职能调整，简政放权，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回给市场和社会。

　　“在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可干可不干的事情，要是不干的话，政府可以节约一大笔公共财政资源，这笔钱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如基本住房、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基本教育。”张燕生说。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就收入改收入。”迟福林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初次分配应当在调节国家、企业、居民大分配格局上有所作为。要对中小企业减税，把就业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劳资关系，创造收入上升的空间。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应当通过压缩行政开支，确保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关系分配过程中，进一步增加居民分得的份额。财政份额先多收，如果取之于民，大部分用之于民生建设，最终三者的分配关系肯定是合理的。其次，在初次分配领域中，让资本劳动的份额更多地向劳动倾斜；在二次分配中，通过税收等获得的财政收入更多的份额用于民生社保，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个逐渐提高的趋势。”苏海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