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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重农传统

发稿时间:2020-11-30 14:28:08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曹颖新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在农业占主导地位之前,采集、渔猎都曾经是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方式,畜牧业作为游牧民族的食物来源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但是农业成为食物来源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地理决定的,也是中国历史的选择。

  
农业基础地位的确立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第二阶段是连续种植的农业(亦被称为“传统农业”),第三阶段是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涵盖了前两个阶段。如果把这二者做一个比较,据统计,以每500公顷养活的人口为衡量标准,传统农业的效率是原始农业的20倍。
  
  中国的传统农业出现较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就开始种植粟,公元前5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开始种植水稻。中国能较早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主要归因于先民生活时代中国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据竺可桢研究,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代,中原地区属于温和气候,周朝前200年气温有所降低,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气温再次回暖。在这漫长的数千年中,黄河流域长期处于亚热带气候,农作物生长期比现在长约40天,优良的种植条件成为农业累积发展的前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竞争加速了生产技术的提高,铁器农具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到了秦汉大一统时期,随着太平日久,以家庭为单位长期躬耕田亩成为可能,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相对稀缺,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显出优势地位。这种模式人为地提高了地力,也巩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方式,进而促进以家族为组织基础的村落的发展壮大。精耕细作的农耕模式可以高效地为农业帝国提供经济基础保障,密集的村落形制为帝国统一提供稳固的政治基础。到秦汉时代,传统农业在中国成为主体产业,在此后的2000年里,农业一直是保障社会民生的基础产业,在农业经济长期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文明。
  
  农业优先的原则
  
  既然农业是经济的第一来源,又是国计民生之本、政权稳固之基,所以历代政府都十分强调农业的地位,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农业优先的原则。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当时,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意识到,把治私田的劳动力量集结起来产生的效能是非常大的,于是都在提高农业效率和奖励农业生产上下功夫,在这方面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到了战国时期,更强化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在当时争霸的需求下,谁能掌握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粮食,谁能把国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得更紧密,谁才能胜出,要做到这两点,必须优先发展农业。秦国商鞅变法把重农推向极致,采取了农战结合的举措,其核心是“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这一国策充分动员了想通过务农和军功改变命运的底层劳动者,最大限度吸纳了来自周边国家无地少地的务农者,在富国强兵上胜于六国,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西汉初年,经过连年战乱,国力疲弱,需要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为了抵御匈奴的进犯,粮食依然具有战略物资的性质,农业生产也依然具有战备属性。汉王朝一边面临这种战略需求,一边却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徒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贾谊也认为,农业是“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的立国之基。他们之所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受天时地利因素影响较大,在短时期内人为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很小,土地产出的剩余产品有限,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品交换,缺乏形成立体商业经济的条件,农产品更多时候只能具备养活人口的功能,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流通性产品。在生产力较低的时代,国家只能在维护农业的根基地位、扶持农业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效益上下功夫,以求得农业经济相对平稳,保持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持久性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国祚绵长的王朝时代,还是政权并立的分治时期,从官方到民间,自然经济性质的传统农业都备受重视。继两汉时期黄河流域传统农业长足发展之后,东吴的屯田制度和东晋人口的南迁带来了长江流域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南朝历代农业的累积,南方广大区域富有鱼盐之利,这才使南北物资交换成为可能,也为隋唐的文明波峰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从贞观年间到天宝末年,农业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即使经过安史之乱,到了中唐,田地亩产依然较高,据《新唐书·崔弘礼传》,唐文宗时期官员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人口也大量增加,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800万多户,人口突破了7000万。唐代时,江南地区已经成为财税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区更加优厚的耕种条件和垦农技艺的提高,唐诗中就呈现了这方面的状况。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说:“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李商隐《赠田叟》中说:“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螟传深谷声。”“烧畬”和“伐树”都是为了垦荒,继而可以农耕,说明当时的农民变山河湖海为耕地的能力较强,开发农垦的意愿强于依赖渔业和林业为生的意愿。
  
  与他者互动的传统农业
  
  中国历史上,在传统农业占主导的中原地区,渔猎、造林、游牧和纺织一直都与农耕并立,但是只能作为农耕的补充。而以游牧为主的北方草原地区、以原始农业和牧业为主的西北西南高原地区、以采集渔猎为主的东北地区等地,农业经营的成本较高,一直没有实现原始农业向传统种植农业的转变,所以,农业只能作为这些地区人们的副业。事实上,中原地区虽然选择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但是并不排斥其他产业形式和生活方式,各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异,这种选择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造成了互补。
  
  以农牧分界线为例,可以看出农业与畜牧业的竞争与融合的历史。农牧分界线并不是一条刻板的划线,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农牧交错带。在西汉到南宋时期,农牧分界线基本保持在龙门到碣石一线,之后,这条线逐渐北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条依据自然条件划分的分界线。
  
  在游牧区域,也曾有过成规模的农耕文明,比较典型的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统万城。赫连勃勃采纳了“蓄力待时,详而后举”的策略,选择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匈奴人传统的单于庭,是出于退可游牧、进可征战的考虑。统万城在开发时是水草丰美的畜牧区,同时兼有贮藏畜产的功能,随着居住日久,习惯于定居生活后,又依托于无定河流域在城南开发了大量农田,统万城成为了亦牧亦农的塞上江南。这位匈奴大王也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把他的单于庭变成了“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的城池,可见赫连勃勃汉化之深。
  
  总之,把传统农业放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看,非农业是对农业的必要补充,中国古代经济整体呈现出无农不立、无农不富、无非农业而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