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84年，年近40的秦国公子连踏上回归之路，他将成为秦国的献公。在此之前，由于常年内乱，秦国有累卵之危，“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尝尽艰辛的献公，在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活后，正神归位，重启秦国复兴之路。

　　流亡课堂

　　秦献公可能创造一项纪录：春秋战国时期在外流亡时间最长的君主。献公继位前，秦国政局长期被权臣左右，“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怀公甚至被逼自杀。秦灵公去世时(公元前415年)，10岁的献公本为太子，权臣不立献公，反而舍近求远，从晋国迎立灵公的叔父悼子，是为简公。

　　此时，战国大幕已经拉开，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迅速崛起。魏文侯求贤若渴，内修法度，外练精兵，被重用的吴起建立起战国时期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十数年间屡败秦国，尽取西河之地。秦国失去了涉足中原的桥头堡，只能退守关中，疲态尽显。

　　秦魏交恶，秦国公族避祸，大多首选魏国。献公流亡30年，青壮年时期主要是在魏国度过的。他亲身经历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深刻感受到了改革的惊人功效。本为秦国太子，却眼看故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百年基业烟消云散，强烈的家国情怀无从实现。但是命运捉弄，反倒让献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魏国这个日后的对手，沉浸于学习、思考之中，夯实了厚积薄发的基础。

　　力止从死

　　献公继位不是一次简单的王权更替，而是秦国从上至下试图改变内乱不止、被动挨打局面的强烈渴求。各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变法改革，献公深知时间不等人，继位第一年，就废除“从死”制度，内合民心，外树王威。

　　从死是秦国一大顽疾。据史料记载，从秦武公开始，从死之风就在秦国盛行。战国时代，国家竞争模式已经从“称霸”转为“兼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类型也转变为更加残酷的歼灭战。人力资源不足，是当时大国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古往今来，政治是要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死人”搞得多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秦国都需要改变从死风俗，献公改革就是从这块最硬的“骨头”开始的。

　　改革不能单凭勇气，还必须依靠理性和智慧，有禁止有疏导，才会更加有效。献公深谙其理，在“止从死”的同时，提倡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这样的安排有理有节，便于社会接受，把新政的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日后，陶俑在秦国流行，秦始皇时代达到了最高峰，可能就发端于此。

　　从最难的事情入手，最能表明态度。“止从死”亮出了秦国推动改革的坚定态度，促进了社会风气整体转变，也改变了天下对于秦国的看法，为日后六国人才入秦打消了顾虑。

　　迁都栎阳

　　献公继位第二年便“迁都栎阳”，展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震动整个秦国。献公是权臣集团迎立的新君，要想摆脱旧有利益集团的掣肘，迁都或许是最快捷的方法。另外，献公在魏国多年，痛感三晋是秦国霸业最大的对手，栎阳更接近西河之地，方便对魏用兵。迁都栎阳还是一种态度，献公要以国君之重镇抚边境，是把自己放到复兴图强的祭台之上，要用死亡的气息唤醒整个国家。以上率下，不令而行。国君置身度外若此，秦国上下的血性被再度激发出来。

　　新都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是四战之地。与其说献公迁都栎阳，还不如说是在栎阳以高标准建造军事要塞，作为可靠的东进基地。根据考古勘察，栎阳古城东西宽1.8公里，南北长2.2公里，没有豪华宫殿和享乐场所。相反，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可以印证栎阳是当时秦国的冶铁和兵工基地。

　　在以栎阳为都的30余年中，献公、孝公两代英主彻底扭转了秦对三晋的颓势。公元前350年，当秦从栎阳再次迁都咸阳的时候，秦国已经占领了魏的战略要地少梁、固阳，站稳了脚跟，完成了献公制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国家总动员

　　秦与六国相比，各项资源并无优势，如果不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是无力与之抗衡的。献公恰恰为秦打通了集中的“任督二脉”，使国力随之跃升，也为孝公时期的商鞅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推行“县制”构建集中的骨架。继武公、穆公之后，献公对此不遗余力，深度前所未有。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献公十一年，“县栎阳”。栎阳是新城，更是首都，连首都也置于“县制”管理之下。由此可见，“县制”已非管理新纳土地的权宜之计，而成为国家管理的常规性制度。一国之中，莫非王土，这比武公、穆公又前进了一大步，大大强化了秦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力量。

　　什伍之制强化集中的基础。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这是秦国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结构性升级。什伍之制不是秦国的首创，《周礼》中就有关于此的描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当时不少国家已经实行这项制度。秦兴什伍之制，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征兵体系结合在一起。这些举措又和推行“县制”遥相呼应，国家动员体系日渐完整严密，最大限度发挥出了制度潜力。

　　举国一心，苦练内功，秦军满血重生。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秦败韩魏联军于洛阴;献公二十年，秦再次击败魏赵联军，取得了石门大捷，这被认为是秦复兴的标志。献公二十三年，秦与魏战于少梁，大获全胜。此后，魏无力和秦在西河之地抗衡。

　　献公成长于艰难困顿之间，他不仅对于秦国的整体发展进行了长远谋划，更对之前数代王权传承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献公之后，直至始皇帝，秦国的王位传承没有再出现过重大波折，实现了延续发展。孝公更是实现了与献公的无缝对接，秉承父志，主导商鞅变法，夯实了秦崛起的基础。《史记》评价，“献公之后，(秦)常雄于诸侯”，一些史料甚至直接称献公为“秦元王”，是对于他重启秦复兴之路的高度肯定，献公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