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改革絮语

晚清“清流”功与罪

发稿时间:2018-09-05 13:53:22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任九光

  光绪初年,大乱初平,为巩固政权,增强统治,清廷广开言路,问政群臣。一批官阶不高的文学侍从之官,才学优长,建言献策,抨弹大吏,互相援应,借势而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政治力量,被称为“清流党”。名噪一时的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邓承修、盛昱等都跻身清流之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潘祖荫在幕后隐为支持,慈禧也对清流大加赞赏,提拔重用。

  然而,流风所煽,士类寄望幸进,清流党人从闪亮登场,流变为呼朋引类、排斥异己的利益集团,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展现出与外在形象截然不同的另面。

  清流未必都有真才实学

  很多清流党人自幼攻读圣贤书,学富五车,文采斐然。加上年轻气盛,不畏当朝权贵,敢于公开弹劾,张佩纶就曾弹劾过军机大臣王文韶、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贺寿慈等高官,一时震惊朝野。张之洞也曾弹劾东乡惨案的涉案官员,一举将多年冤案昭雪,使滥杀无辜的原四川提督等官员遭受极刑,而且在中俄改约危机期间,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系列举措,得到慈禧的高度评价。然而,士子自幼学习的是八股文章试帖诗,严重脱离实践。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反而需要花更大功夫在练习蝇头小楷上,以便写出好奏折。翰林院散馆仍然考诗赋,成绩好的,才能外放担任各省乡试考官、学政。青年时期的宝贵时光,全部耗费在书本知识上,根本没有实践磨炼的机会。清流党多是当时正途出身的优秀人士,文章做得越好,越缺乏实践能力。曾纪泽就曾指出,认为最上等的清流人士也只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泥古不化,不切实际。

  实践出真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缺乏实践能力,所以在光绪初年凭借华彩文章崛起的清流,在光绪十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就遭到重大打击。在对外关系上,清流人士虽不知战守之策,却空口言战,高倡爱国。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慈禧以“因循萎靡”罢免全体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重用清流成员,分别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吴大澂为北洋海疆会办、陈宝琛为南洋海疆会办、张佩纶为福建海疆会办,将打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了清流党人身上。然而,真正的战争远不是清流派写奏折那么简单。风头最劲的张佩纶上任不久,法军舰队就突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陈宝琛因推荐徐延旭、唐炯作为前敌主帅,兵败之后承担连带责任而连降五级。吴大澂在中法战争中未有作为,但在此后的中俄勘定边界中既“未能亲往履勘”,又受汉奸所愚,导致黑瞎子岛被沙俄占领,乌苏里江行船受限。缺乏实践能力的根本弱点,使得才华优长的清流人士经受不住复杂的实践检验,从而难免被历史淘汰。

  早期清流中唯一留下来的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力挽狂澜,为取得镇南关—凉山大捷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迎来更广阔的洋务事业,也是因特殊的个人经历而在青年时代受过艰苦磨炼的。16岁时,张之洞就在顺天府乡试中夺得头名解元,一时轰动京城。然而此后经历了军中剿匪、丧父、家乡办团练、幕府当幕僚等实践磨炼,才奠定了成长的实践基础。因而张之洞格外注重经世实学,强调从实践出发,不仅自身取得诸多洋务建设成就,而且提倡士子学习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实践造就人才,可以说在张之洞和其他清流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流未必都是正人君子

  清流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视地方督抚、洋务人士为“浊流”,不屑与“浊流”交往,动辄吹毛求疵,联手弹劾。慈禧重视清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欲借力整肃朝纲。

  慈禧对清流开幸进之门,士子闻风而动,清流群体越来越大,投机分子越来越多,成员道德水平也越来越低。个人道德有亏不知检束,反而自居“名士”,以“小节有疵,大节不亏”自我放逐,从诗酒酬唱、金石书画发展到优伶面首、声色犬马,于妓馆中“置酒宴客,流连竟夕,天明始散”,奏折中义正词严文字的背后,充斥着封官许愿、攻讦钻营等甚至为“浊流”所不齿的行为。

  清流不清,这一点早被看穿。曾纪泽就揭露部分清流党人之所以拼命攻击洋务,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利益而由妒生恨,“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刘坤一也曾抱怨,“所谓清流,未必果识正人君子,且未必尽属正人君子也”,指责清流人士为“伪君子”。清流误国亦不浅

  晚清洋务建设中确实出现贪腐、舞弊等很多问题,清流的攻击很多都是实际情况。然而清流一旦成为清流党人,形成利益团体,攻击和指责就成了攻击对手的借口,打倒政敌成了最高目标,洋务建设本身倒相应退居其次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期清流,党同伐异更甚,党派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成为政敌相攻的工具,最终应验了刘坤一所说“害且中于国家,而身家亦随之决裂”的悲惨局面。

  翁同龢是光绪帝老师,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主管户部,但与李鸿章为敌,千方百计克扣北洋水师拨款,导致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成之后再未增添一艘军舰,难以维持日常运转。中日战争爆发前,翁同龢又坚定主战,拉拢文廷式、张謇、志锐、盛昱等清流,大肆散布日本是“蕞尔小国”的言论,敦促李鸿章与日本开战。通过一手控制拨款,一手逼迫开战的手段,以割让台湾岛、赔款两亿两白银的代价,翁同龢打倒了头号政敌。甲午战败之后,翁同龢痛下决心,表态要支持光绪帝自强。然而,对政敌依旧如故,仍然克扣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钢铁厂的经费,导致钢铁厂始终难以正常运转。这一比日本八幡制铁早建成投产七年的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险些因缺少运转经费而被卖给外国人。在翁同龢等人的眼中,攻击政敌仍然高于国家利益之上。

  清流党人和平时期攻击建设者,战争时期攻击作战者,自己虽文不能献策、武不能统军,却以正义自居,牢牢束缚了晚清洋务改革的进程。李鸿章少年得志,但自办洋务后,“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翰章抱怨,“近年奖章繁密,动虞触碍,而部中徇言官之议又加甚焉。一人不合,罪及全案;驳而复奏,罪及荐者。此二百余年未有之科条也”,不敢推动改革。张之洞出身清流,担任封疆大吏之后成为后期洋务运动代表。然而张之洞并没有因为出身清流,就得到清流人士的同情,反而因为洋务建设规模更大,受到攻击、诋毁也更多,心中凄楚溢于言表,“十年以来,千辛万苦,众谤群疑,皮骨仅存,生意已尽,沟壑之期会已不远”。有旁观者指出,少有的改革者“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