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而三位皇帝对文字狱的态度与处置，各不相同。

　　圣祖玄烨的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世宗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高宗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

　　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

　　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

　　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

　　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惟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这是结构性矛盾，英明果决如清世宗，也不可能解决。

　　及至乾隆朝，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即所谓康雍盛世。

　　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大学者钱穆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

　　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