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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十项调查研究方法

发稿时间:2023-03-22 15:16:21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作者:赵宝云

一、用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观点搞调查研究

  有些问题既不唯上级文件的本本,也不唯基层干部的汇报,只唯躬身实际调查

  邓小平曾襟怀坦白地说过,“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顺义县调查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时,躬身深入到该县白庙村、上辇村等队,明察暗访、多方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既不是上级文件和报纸宣传的,也不是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汇报的农村办公共食堂就是好的结论。于是,在该县桑园村召开的干部会上明确表态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讲话后的第二天,仅该县上辇村就有250多户社员自愿退出了食堂。随后,邓小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汇报了他调查研究后获得的第一手真实情况,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正确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正确建议。

  在邓小平这次调查研究结束2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同年6月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一文件执行后各地农村很快停办公共食堂。这既符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用辩证法的发展观搞调查研究

  着眼于客观要素发生的新变化,不断充实新的调查材料,及时调整和完善行动方案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作为某次调查研究对象的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运动之中,这就要求人们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每一事物,用发展的 观点搞调查研究。

  1949年3月至4月期间,邓小平在反复躬身调查研究的基础上,2次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确定的渡江作战时间,提出修改建议一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解放战争进入到1949年初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运筹帷幄,思考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间问题。根据邓小平等2月9日提出的方案,中央军委最初确定渡江时间为当年3月。然而到了3月,为了配合我党与国民党在北平进行的和平谈判,使我党我军在政治斗争中赢得主动权,并力争实现我军和平渡过长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定的3月渡江推迟到4月10日,此为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一次变化。

  接到中央军委的决定后,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在认真研究中央军委决定的同时,又作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特别是慎重地研究了4月10日的天文情况。在周密调查研究后,邓小平代表渡江战役总前委,向中央提出:4月10日正是阴历15日,月圆通宵,不利于我军夜间隐蔽渡江,为此建议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15日黄昏进行。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上述正确建议。

  军事斗争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到了4月11日,我党与国民党在北平举行的和谈已进入最后阶段,作为和谈文件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已定,若南京政府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则我军就可实现和平过江。基于上述背景,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中央军委决定渡江时间推迟到4月22日。此后,中央军委又电告渡江战役总前委,4月25日以后渡江(未定具体时间),此为中央军委对渡江时间的第二、三次变化。邓小平收阅这些电报后,再次作了多方面的周密调查研究:查阅近10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听取侦察部门敌情汇报;分析因我军数次推迟渡江时间,致使集结江边的我百万大军供给出现的新困难等情况。

  经过多方面调查和综合分析,邓小平于4月17日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再次提出新的建议:渡江时间定在和谈协定最后签定日即4月20日夜。这基于以下考虑:既可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赢得胜利(渡江战役安排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签订日期之后再打响),又可减轻我军后勤供给的困难和压力(渡江由4月25日以后改为4月20日,会减少军需供给数日乃至更长的时间);既可使我军在长江水情较为有利时渡江(根据水文资料,长江下游4月下旬进入黄梅雨季,4 月下旬江水上涨很快,会增大渡江难度),又可使我军在天气条件较为有利时渡江(4月20日是阴历25日,月出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隐蔽、突然渡江)。这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因素的最佳作战方案,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完全接受。

三、用群众路线搞调查研究

  广泛倾听群众意见,正确集纳群众智慧

  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思想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的过程。

  1961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搞调查研究时指出:“搞调查研究,要多同群众打交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群众路线。”

  邓小平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指出,在调整和确定社队规模和基本核算单位时,“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大、中、小结合嘛!要赶快把这个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现在干部与群众的想法不同,各级干部的想法也不同,要把几种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最后定出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正确思想,顺义县委正确集纳群众的智慧,将全县原来设置的8个公社,划分为24个公社;将原来的47个基本核算单位,划分为385个基本核算单位,基本上是以村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做基本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充分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克服了平均主义,有利于组织农业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正确辨析调查中听到的不同意见

  充分尊重大多数群众公论,正确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结论

  在对某项工作做调查研究时,难免会听到几种不同的观点,这是调查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普遍现象和正常现象。问题在于,能否在几种迥然相异的不同观点中,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判断,是一次调查研究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

  1931年8月,邓小平接任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县委书记后,对该县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该县原主要领导人李添富、谢在权汇报说,瑞金县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成绩很大,已肃清出2000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并将一些“社会民主党”分子处决,目前在押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还有300多人。然而绝大多数群众反映,李添富、谢在权是品质恶劣的坏人,他们在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中违反政策,搞刑讯逼供,大肆捕人,制造冤案,滥杀无辜。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邓小平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作出如下判断:大多数群众反映的情况真实可靠,李添富等人的汇报与实际不符。于是,邓小平当即决定,立即停止逮捕和处决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释放被关的300多名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随后报上级批准,依法惩处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谢在权等人。

五、潜心研究客观规律

  自觉尊重客观规律,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调查研究”一词包涵两层含义:所谓“调查”,就是了解和掌握调查研究对象的有关事实和现象;所谓“研究”,就是探求和揭示调查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据此,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的落脚点应是:揭示出某项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制定出符合该项工作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用以指导该项工作健康发展。因此搞调查研究,必须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搞“调查”,必须重在揭示客观规律上搞“研究”。

  1961年,邓小平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在黑龙江省及北京市郊县顺义县搞调查研究时,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研究,强调要按经济建设规律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在黑龙江省搞调查研究时,邓小平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是有其发展规律的,我们搞建设,要按现阶段社会主义原则来办,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挫折和惩罚,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所有制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搞所有制调整要从是否促进经济发展来考虑。要遵循经济规律,不能从我们的主观意识出发,也不能以主观意识为标准。在深入到工厂搞调查研究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合一的体制,使企业不能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正常的等价交换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邓小平指出:要坚决把工厂和公社分开,让企业搞单独核算,这样可以使工厂不受公社的过多行政干预,按照价值规律,组织正常的生产和流通。

  1961年4月,在北京市顺义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邓小平坚持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规律的科学态度,肯定了当时顺义县出现的“三包一奖惩”“四固定”等生产承包责任制。他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 (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翌年7月,他又先后2次在讲话中快人快语地说到 :“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此外,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搞调查研究时,从尊重经济建设规律,强调要按照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的观点出发,还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农业要坚持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展农村的各种手工业生产;要鼓励社员搞养殖业等家庭副业,以此繁荣农村集市贸易,搞活农村经济,丰富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建设思想。

六、通过调查研究做好下情上达工作

  如实向上级机关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既报喜又报忧

  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后,必须把调查研究中得到的基层实情,向上级机关作出如实反映,实现下情上达。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及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请他们就各根据地的整风、减租、反特等10项工作搞调查研究,并将调查研究结果报告中央。根据毛泽东下达的调查研究任务,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同年8月24日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约5000字的调查报告。邓小平亲自起草的这份报告,内容充实,生动具体,既有翔实的调查材料,又有深刻的研究分析,既报喜又报忧,是下情上达的一次成功的典型范例。毛泽东收阅报告后甚为满意,并亲自复电邓小平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

  从1947年下半年起,全国一些新解放区,在土地政策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做法。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于1948年5月24日致电邓小平,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要求各新解放区要纠正“左”倾错误。翌日,毛泽东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文件,下发各中央局。

  根据毛泽东电报及中央文件精神,邓小平对中原局领导下的新解放区的土改、整党等工作,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于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在这份既是下发中原局各解放区的工作指示文件,又同时是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调查总结报告中,邓小平将其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中原局领导的新解放区存在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归结为12个方面,丝毫不隐瞒中原局领导的新解放区存在的错误和问题,多次尖锐地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 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

  能够在调查研究后,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本地区的工作时,实事求是地既报喜又报忧,毫不掩饰本地区、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邓小平一贯具有的实事求是的人格,在搞调查研究时的一个生动、具体表现。

七、在调查研究中做好上情下达工作

  向基层干部和群众正确宣传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和动员群众

  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具有双重工作任务,既肩负着下情上达的调查任务,又同时肩负着上情下达的宣传任务:即要在与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接触中,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基层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存在的某些思想疑虑、认识误区,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解释、引导和教育,进而引导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及天津搞调查研究,为了促进全党的思想解放,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舆论准备。邓小平每到一处搞调查研究,都反复宣传党中央关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现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正确思想,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在沈阳搞调查研究时,邓小平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在天津搞调查研究时,邓小平又指出:“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邓小平通过在东北及天津的调查研究活动,把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等正确决策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作了广泛、充分的宣传,实现了上情下达,为3个月之后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基层作了很好的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

  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搞调查研究时,发表了系列重要谈话。这些重要谈话把党关于坚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作了充分的宣传和解释,实现了党中央决策的正确下达,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消除了不少人思想上的疑虑困惑。

八、在搞调查研究时既“ 务虚 ”又“ 务实 ”

  解决基层具体问题,为基层和群众快办实事、办好实事

  调查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以调查研究为契机,解决有关具体问题,以此推动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1947年下半年,全国一些新解放区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分地,仗打到哪里,地分到哪里”的“左”倾做法。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调查了大别山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情况后发现,新解放区马上搞土地改革及分浮财,会使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使军需供给直接落在了农民身上,这样既调动不了农民积极性,又造成军需供给困难,于人民群众及军队作战都不利,是一项弊大于利的“左”倾做法。于是邓小平调查研究后立即电告毛泽东,建议新解放区应停止以分配地富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阅电后作出批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同时又明确致电邓小平,新解放区要实行与老解放区不同的土地政策,新解放区应立即停止分配地富土地的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与当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就当年的高校招生制度是继续延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推荐制度,还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统一考试制度进行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当场决定,立即收回仍规定实行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文件,尽快重新制定新的招生文件,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邓小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快事快办,及时解决具体问题的这一招,使560多万求学若渴的有志青年,在当年隆冬季节走进了高考试场,创造了新中国高考史上的奇迹,为国家抢救出大批优秀人才。

九、把调查“事”与调查“人”结合起来

  在搞调查研究时,从中发现、培养和推荐优秀人才

  邓小平在每次下基层搞调查研究时,把调查“事”与调查“人”结合起来,把推动“工作”与发现“人才”结合起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有关党外人士、党的干部的德才现实表现。对有趋近革命倾向的党外人士,积极吸收其参加革命;对党内德才品质优秀、有发展潜力的基层干部,大胆介绍和推荐给有关领导部门任用。

  1929年7月,年仅25岁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主持党的工作并领导武装斗争。邓小平到广西后,结合调查研究广西的社情和敌、我、友的阵营构成,从多个侧面考察认识李明瑞:既亲自与李明瑞作推心置腹的谈心,又明察秋毫地洞察李明瑞的政治倾向;既从广西各界人士及李明瑞部下那里了解李明瑞的情况,又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李明瑞的有关情况。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观察、分析,邓小平认为,李明瑞是一个正直爱国、有进步倾向、有军事才华的军事将领,经过教育是可以加入我党的。于是,邓小平耐心细致地做团结、教育、转化李明瑞的工作,启迪、引导他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李明瑞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再如,1980年7月,邓小平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搞调查研究时,了解到当时担任该厂副厂长的王兆国,认为王兆国是一位年轻有为、德才素质优秀、有发展潜力的基层干部。于是邓小平果断将当时仅39岁的王兆国,介绍和推荐给中央有关部门大胆提升使用。

十、科学分析调查素材

  向上级机关提交文风朴实、内容充实的调研报告

  邓小平在搞调查研究工作时,不仅能躬身搞调查,而且更善于合理取舍和抽象调查后获得的各种素材,在此基础上,经常亲自动手撰写出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邓小平亲笔撰写的许多份调查研究报告,文风朴实,内容充实,分析精辟,见解深邃,措施正确,屡屡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

  1948年1月,为了及时做好下情上达工作,加强全党的集中领导,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要求党的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每2个月向党中央和中央主席写一份综合报告,报告该地区各项工作情况。邓小平严格执行该项制度,在军政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亲笔给党中央写书面报告。毛泽东曾就此评价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在谈到邓小平撰写的报告的质量时,毛泽东则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

  1950年11月7日,邓小平就西南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综合报告。毛泽东于同月15日复电邓小平,“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同时批转其他各中央局“采纳之”。

  1951年5月16日,对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毛泽东在认真阅读后,亲笔作了5条多达1000多字的批示,向全国转发。在批示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