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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的治学之道

发稿时间:2020-09-04 13:53:41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徐春辉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常州人,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史学史、学术史、政治制度史、历史研究法等方面有大量著述。吕思勉主张治学“总有其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而这“可事半功倍”的门径“是自己读出来的”。因此,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饱含着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

  “注意于学与术之别”

  “学”是求“真相”,“术”是求“方法”。吕思勉主张,读书治学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并将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其治史生涯的始终。他强调,治史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其次就是“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重视“考据治学”是吕思勉鲜明的治学理念。绝没有离开“事实”的学问。吕思勉认为,读书治学一定要“懂得考据”,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争取事实”,即求得“真相”。为此,他专门撰文《论考证》,总结“考证古事之法”。吕思勉强调,只有明白了“真相”,才可以预测结果,而且才可以“谋应对的法子”。如果“真相”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同样,如果对“真相”不了解,只有浅薄的应对方法,那么,“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吕思勉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制作桌子椅子的“真相”,如遇木料“不凑手”,就要“束手无策”了。相反,“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治学亦是如此。

  读书也“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吕思勉主张,一切事物的发展,有其“然”,也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理解其然的性质的”。在史学研究上,他一直秉持历史进化的观念,强调历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因此,他也反复强调,研究史学最应当注意“有科学的眼光”,对于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他”。要以科学的方法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并以科学的方法“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进而“求明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者也”。这是治学的关键所在。

  “先博览而后专精”

  吕思勉强调,不读书的人“是没有进步的”,而读书则宜“先博览而后专精”。各种学问之间不是孤立的。治史学的人,往往认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对于自然科学则认为“不甚重要”,吕思勉说,“实亦不然”,在许多方面它们是相通的。治学既要“就其性之所长而努力”,也要“时时留意矫正自己的所短”。

  “未博而先约,则陋而已矣。”吕思勉主张,正所谓开卷有益,应避免“治学门径太窄”,“未博而先约”。即使专精于某一学问的人,对于其他学问“亦不可茫无所知”,否则,“所发出来的议论,往往会荒谬可笑”。他认为“于普通知识,必宜完具”。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见解“不局于一隅”,也才能不断提高治学境界。对此,吕思勉建议采用“范围较广,而用功却较浅”的读书方法,“先作一鸟瞰”。他认为这一阶段“略读则可”,“不必过求精细”,能够“知道一个大概”,“决不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但是,略读也绝不是“越过”。在谈及读什么书时,吕思勉认为,“不必限定何种,听其自己之所好可也”。

  读书的要诀在于“由博返约”。吕思勉主张,人的才性“各有所宜”,“长于此者,亦未必长于彼”。有的人擅长实务,有的人喜欢探索真理,“兼收并蓄,断非一人之力所克胜”。如果知识涉及领域“太乏”,“又不免有基础不确实的危险”。因此,吕思勉主张“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较深”,适宜采用“深入乎一事中,范围较窄,而用力却较深”的读书方法,“专一求其精深”。他认为这一阶段的读书,“须细读”“熟读”,可以先选择一种,作为研究的中心,再选择几种,作为参考之用。“必一级一级,逐步而进”,遇到“难解之处,则多读若干遍,至读来有些习熟,不觉费力为止”。

  “学问本存于空间,不存于纸上”

  吕思勉一生摒弃名利之念,专心治学,但也决不是一个不关心现实社会的人。他主张“学问本存于空间,不存于纸上”,真正的读书治学,要做到“书本的记载”与“阅历所得”二者之间的“合同而化”。他说:“周以前之学术,皆求之空间,故实而有用;汉之后之学术,则求之纸上,故虚而无用也。”

  一方面,吕思勉主张治学志在“改革”。吕思勉认为,凡是读书的人,对于现状“总是觉得不满足的”,而要改变这一现状,“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一手段则需要通过读书治学来获得。因此,他提出治学志在“改革”,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并且,在他的治学成果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衣食住行”等民生现状的史实,并力求以此来关照民众的生活疾苦。他强调,“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要随时把“治学的学问”与“阅历所及”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并且,如果“纸上”的话能在“经历锻炼中”得到证明,也会对书上的知识“亦愈觉其亲切而有味”,也就不必“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

  当然,吕思勉另一方面也强调,治学要有“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的精神。吕思勉说,不可否认,治学的终极目的“绝不外乎有用”。但是,也不应把“学术事功,相提并论”,“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吕思勉主张,治学不应该有“贵彼贱此之见”,“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因此,他一直提倡且鼓励“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的纯粹治学精神,极力反对“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的极端做法。他强调,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时,也是人们应当秉持“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精神“潜心于学术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