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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为何被称为启蒙思想家

发稿时间:2020-02-26 16:43:1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钟明奇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李渔,称得上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简言之就是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反对封建传统思想与宗教束缚,摆脱愚昧与迷信,传播新知与真知,倡导思想自由与人的个性发展。

  李渔在世时,被称为“俳优”;在鲁迅笔下,他是一个“帮闲”。无论是“俳优”还是“帮闲”,这些只是李渔个性的一个方面。李渔自道“外卑而内崇”,又说“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当他摒弃世俗羁绊、以“傲骨犯时嗔”时,就个性焕发,就得以彰显强烈的怀疑精神与独立的批判品格。

  疑“圣”

  李渔在当时固然不知何为 “启蒙”,然而,其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以现代眼光观照,实契启蒙要义。

  李渔生活在封建专制盛行的时代,却拒绝做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见的勇气,像尼采所主张的“重估一切价值”那样,重新审视、批判封建社会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圣贤”和“经典”。

  李渔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评后人对魏徵评价不公时写道:“后人明知其是而强欲非之,不过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圣贤而词别于经史者,即呼为叛道离经”。进而,惊世骇俗地指出,“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渔不但认为“名理”未必尽出“圣贤”之口,而且在《读史志愤》中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严厉诛讨“功必归圣贤,过则委愚昧”。同时,他还嘲讽“拘儒”——须是印版刊定之事,方为所取,苟无成样,未有不为所弃者也。可笑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地怀疑并否定一味 “依傍圣贤”之不足为据,甚至直言“圣贤不无过”、讥刺“拘儒”论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和智慧,鲜有论者。由此,更可见李渔弘扬思想自由与张扬个性之伟大价值。

  作为反对凡事必依傍“圣贤”的具体实践,李渔对朱熹的有关论述,有着极为直率的批评。一方面,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朱熹有关注解 《孟子》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以朱熹为首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亦不迷信。李渔甚至说:“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

  他人在评点李渔的此类文字时,谓其“石破天惊,轰雷四起”。凡此,无不昭示李渔颇具战斗精神的启蒙思想,真可谓“颠倒千万世之是非”。

  疑“神”

  李渔不仅对现实世界中的 “神话”(“圣贤”和“经典”)不盲从,而且对另一个虚幻世界的“神话”(当时社会盛行的鬼神信仰与命定论)同样深表怀疑,并给予猛烈的抨击。

  崇祯二年,李渔的父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回煞辩》,斥责“回煞”之说不可信。“回煞”,是指人死之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个日子回家;活着的人当举家徙宅躲避,是谓“趋凶避吉”。这大抵是殷俗尚鬼以来形成的一种迷信。

  在《回煞辩》中,李渔自道“生平恶闻影响之谈,于妖邪惑众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据理反驳,将那个劝李渔离家以避“煞神”的占候卜筮者批得体无完肤。李渔还诗云:“予为孔子徒,敬神而远之。奥灶两无媚,长谢为君辞”,明确表达就是生病了,也要放弃向鬼神祈禳。在《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一文中,更是认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鸣其哀耳”。

  在为五显岭庙写的对联中,李渔还有精彩论述:“善者敬神,恶者畏鬼,究竟都非异物,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一语,颇同他在小说《夏宜楼》中所说的“从来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这些极为晓畅明白的话,说出了对鬼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世俗迷信的愤懑。若醍醐灌顶、警世恒言,彰显了非凡的超前意识。

  李渔诚然不信鬼神,那他相信 “命定”吗?李渔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举,是因为“命”不好。《榜后柬同时下第者》云:“才亦犹人命不遭。”《清明日扫先慈墓》云:“一命无荣子不才。”

  如果李渔真的信“命”,那我们就难以相信他是真的不信鬼神。其实,李渔之谓“命不遭”等只是托词,借此发泄的是对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不公正的愤怒。当李渔比较理性地思考“命”的时候,他是不信“命”的。在《乌鹊吉凶辩》中,李渔明确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灾异鲜凶,不善遇麟凤非瑞。”

  与此相关,李渔也不信“数(天数)”、“上帝”等。在《月蚀》一诗中,李渔谓“上帝犹藉力,何况居人间”;《论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更是指出,改朝换代真正仰仗的是人力而非天命。

  简而言之,李渔既反对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论。至为可贵的是,李渔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是第一的。这是颇具科学理性的唯物论思想,也是极富于启蒙价值的进步思想。

  疑“史”

  李渔在《笠翁别集》中说:“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在《读史志愤》中则写道:“一部廿一史,谤声如鼎沸。不特毁者怨,誉者亦滋愧。”

  认为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是李渔一贯的看法。梁启超、鲁迅等少数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亦认为二十四史并非都是真的历史,很多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李渔时代只有二十一史,但他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国古代正史的真面目。这不仅是对古代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如果联系李渔《笠翁别集》的写作缘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李渔在《笠翁别集》中说:“读古人书,听人论古事,有迹涉荒唐、情背谬于义理、不能取信于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盖宋儒非他,皆工于信史者也”。李渔所说的“老生宿儒”,主要是指“宋儒”。李渔说自己“所论议,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前述对朱熹之《纲目》“尚多谔谔之词”,一定程度上正是针对宋儒而发的。

  在那个时代,“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李渔则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尽准于古”,认为“若谓古人在在堪师,语语足法,吾不信也”,甚至提出尧、舜时之世风“未必上于今日”。作为此种怀疑精神的积久沉淀与高度升华,《不登高赋》中自道“好与古战”的李渔,敢于挑战权威,不迷信正史记载。他通过仔细研读,颠覆性地揭示出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

  李渔之所以萌发出石破天惊的启蒙思想,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能够不拘格套、富于独立思考。李渔云:“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可见,其内心深处真正崇尚的是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

  同时,这也与明代中后期知识界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不无关系。当代学者葛兆光认为,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

  李渔的思想明显带有王阳明 “心学”与李贽“童心说”的印记。王阳明与李贽无不富于怀疑精神,无不崇尚思想自由。王阳明主张:“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李贽则鼓吹“童心”,据“心”来定是非,而不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亦谓:“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足见其亦步亦趋。另外,李渔勤奋读书,“博物洽闻”。凡此,与前述显示李渔傲骨的“疏纵”、“披猖”本性结合起来,才助其“观人有别眼,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

  总之,李渔勇于质疑、敢于批判,犹如黑夜中闪电。他的启蒙思想,不仅抨击社会,而且洞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