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千古一相”，李斯在秦王朝的历史发展中曾产生重大影响。在汉人眼中，其“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堪称秦汉时代最为声名煊赫的政治人物之一。但随着秦王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倒行逆施，苛法残民，李斯也最终成为自己“督责之术”的牺牲品，未能逃脱具“五刑”，“论腰斩咸阳市”的悲惨结局，与秦王朝同覆灭。汉代思想家对李斯多有关注和论及，这在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宾客所撰著的《淮南子》中就有着突出反映。

　　李斯重爵禄

　　《淮南子》在《人间》中首次论及李斯，指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淮南子》在此不仅将“李斯车裂”与秦王朝“兼吞天下”的历史发展相关联，而且将李斯与秦王政、智伯与商鞅等人一同视为反面的政治典型，批判其尚功利、轻民本的政治实践。

　　在《淮南子》看来，李斯之所以会被“车裂”，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淮南子》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应如神农、尧、舜、禹、汤等“五圣”，成为兴利为民的“圣王”明君，而非“无义之君”、昏暴之主。秦王朝统治者却毫无“圣王”之行可言，只知“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作为重要的“辅弼之臣”，李斯在政治上体现出的是“谄臣者务广君之地”。因此，《淮南子》认为李斯之被“车裂”，与秦王朝之败亡一样，其根由就在于彻底背离“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的政治原则，所以才会昧于私利，助纣为虐，在恶化秦政发展中，将自身推向最终的人生悲剧。

　　同时，任何王朝的长治久安，都与统治者具体的治国实践密不可分。只有统治者力行善政，如禹、契和后稷时期的“三代”之政，“布德施惠”，除民之害，足民之食，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拥护，甚至福荫其后世子孙。但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的发展却与此根本相背，“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而李斯“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其政治实践非但没有促使统治者以“利民为本”，行德治，施仁政，相反却因“重爵禄”而“阿二世意”，力谏秦二世“督责”以治国，致使秦王朝出现“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的严重消极局面，彻底走向“与民为仇”的政治歧途，最终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秦王不任贤

　　在《修务》中，《淮南子》再次论及李斯，指出：“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与《人间》不同，《修务》篇着眼于王朝“治乱”的高度，从统治者“任贤”为治的视角出发，对“李斯”进行反思，批判其对秦政发展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与影响。

　　首先，统治者是否用人唯贤，这关乎王朝的兴衰治乱，因此统治者必须能慧眼识贤，知人善任，选用那些能佐助自己兴利除害，“布德施惠”于民众的贤人为相。李斯虽然颇有才干，辅佐秦王政统一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但其根本而言，却难以称为“贤”。《淮南子》认为李斯缺少仁义之资，无法导君为善，其尊君贱民、尚利忘义的政治实践既无益于民众的生存发展，也不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其次，在政治上对李斯的错误信用，与秦王朝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有关。《淮南子》指出，如若统治者自身贤明，在政治上“贵正而尚忠”，善用贤臣，便能实现“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的良好政治生态。因此，《淮南子》将用人得失的政治关键及责任明确界定在统治者身上，而非其他。可见，《淮南子》对秦王朝统治者的政治主体局限有着更为深入的历史反思。

　　最后，《淮南子》还认为，对秦王朝而言，任用李斯为相，不仅影响其具体的发展现实，也深刻反映其内在的政治趋势。秦王朝统治者对李斯的信用，既在于不明后者仁贤与否，也在于自身对王朝“治乱之机”的愚昧无知，以致奉行法家错误的治国方略，选用并非能真正有利于王朝发展的贤相良臣。如李斯这样的功利之臣，只会逢迎君欲，将法家治术推向极端，以法残民，以战兼国，其政治实践虽能佐秦逞一时之欲，灭六国而一天下，但最终只会让秦王朝丧尽人心，为农民起义所覆灭。

　　黄老之中重德治

　　作为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淮南子》在思想上对百家之学的接纳是相当广泛的。基于儒家的“德治”“尚贤”思想，《淮南子》对李斯展开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认为像商鞅、李斯这样的重臣，应以“德”治国，崇尚“礼义”，追求实现孔子所主张的“三代之道”，行仁政于民众。《淮南子》这种“德治”思想是深入承继先秦儒家而来。在其看来，李斯及秦王朝的败亡，根本原因就在于蔑弃儒家“德治”，而行法家“力治”，走上一条穷兵黩武、极欲虐民的暴政歧途，以至于“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由此，《淮南子》从儒家立场出发，明确主张：“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淮南子》还从儒家“尚贤”思想出发，着重批判秦王朝的用人之失，认为如李斯、赵高者，皆为重法残民的功利之臣，而非仁义之道的贤能之人，这也成为促使秦王朝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淮南子》论及李斯时，对“尚贤”思想的重视，除主要受儒家熏陶外，也受到黄老、墨家的一定影响。虽然《淮南子》有时也主张“贤不足以为治”，对先秦老庄道家的“非贤”之说有所认同，但作为西汉前期的黄老之作，《淮南子》更多地体现出“尚贤”求治的政治倾向，强调“得贤”与否对王朝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出理性务实的政治认识。此外，“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对“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的墨家理念，也有着内在的接受。

　　要言之，《淮南子》虽然仅在《人间》《修务》中两次论及“李斯”，但其政治思想蕴含丰富深刻，在秦汉时期“李斯”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淮南子》论李斯，并不像司马迁一样，过多言其具体的历史实践，而是与陆贾、贾谊相近，主要着眼于“鉴秦之失”，力求以儒家政治观念为本，反思李斯及秦政发展的深刻教训，探明治道，以此推动西汉统治者坚持一条重仁义、兴德治、举贤才、行善政、得民心的治国之路。从思想上看，作为黄老之作，尽管《淮南子》整体上表现出“持以道德，辅以仁义”的著述旨趣，但在论及李斯时，却是以儒家政治观念为主。在某种程度上，这既体现出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复杂存在与特殊影响，也反映出《淮南子》是秦汉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融合较早、较成功的重要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