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我不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正如我在一首回忆莫干山会议的小诗中所写：“忆得当年山上会，诸君翘楚我相随。”只不过后来，我又自觉自愿地成为这段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亲历和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所再现的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会前，中国改革面临三大焦点

莫干山会议召开前，国内面临三大焦点。第一个焦点，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历史性转型。从空间来看，这个转型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以1978年安徽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包干到户）为标志掀起农村改革，随后中央将这一安徽实践概括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向全国推广。到1984年，经过五六年的改革，农村这条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农村改革的势头推进到城市改革中去。1984年1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在亲身感受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他提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显然，这一题词指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城市改革新局面的问题，既是一个战略提升，也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第二个焦点，就是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和战略思维问题。为此，中央决定于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围绕“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一重大命题，讨论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个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制订就涉及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它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还是按照新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来进行？这里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选择。实际上，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选择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参与其中。1981年我们所承担了国家 “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并带领杨玉川和我参与课题研究。1983年，我们完成并上报了一份16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对于这一理论主张，当时国内政界学界既有不谋而合者，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反对者明确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总之，当时对这两种改革理论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1984年6月，《决定》的初稿“出炉”。此稿即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来写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很不满意，指出要对起草组进行调整并重写《决定》报告稿。第三个焦点，就是来自改革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倒逼。改革开放五六年来，实践中虽取得许多成就，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如价格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综合上述这些背景，应该说，是大历史、大时代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发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改革大业匹夫有责，

多股“中青年力量”汇集发声

多年后，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中有三股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颇受关注。第一股力量，是在京中央和国家部委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于相关部委的研究组织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因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而被称为“九号院”）。当时“九号院”的“掌门人”是杜润生，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等等。第二股力量，来自相关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想法和闯劲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三股力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地方社科院的中青年研究队伍。例如，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黄江南，就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及至会议召开时，朱嘉明已经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黄江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说。例如，“九号院”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成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研究的中枢智库。又如，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在《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内部文稿）1981年第10期）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为中央所重视的建议，“改革四君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按当时《红旗》（内部文稿）发表文章的作者顺序排列）也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中青年力量的象征。当时，走向思想解放的学术氛围也为中青年力量的发声创造了机遇。例如，1983年2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我当时有幸参会，有一批比我还年轻的朋友也出现在这一学术会上。会上由北大萧灼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先生组织，举办了一个几十人的“青年代表座谈会”，对于开始聚集的中青年力量而言，可以说是“初露锋芒”。总之，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对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撑有现实需求，而三股中青年力量则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来给予智力供给。可以说，供需双方的真诚碰撞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而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办会特色：民办官助，以文选人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是由朱嘉明、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黄江南、张钢（《经济学周报》）等讨论提出的。随后，1984年2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会议的酝酿与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也有一些瓜葛。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来我们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回顾起来，莫干山会议是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即：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和支持；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会必须得有主办单位，光有个人身份不行。关键时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担当主办，发挥了关键作用。除《经济日报》外，《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这就形成了后来说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此外，当时“九号院”的农研中心还为此专门拨出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会议经费的支持，这也是“民办官助”的一个典型例子。1984年6月12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这一消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几不讲”（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和以文选人的模式。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这份唯才是举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气势，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从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两个多月，会议筹备组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作者中既有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有来自各条战线基层、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 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 体现了愿为改革贡献才智的强烈使命感。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组长张钢，副组长徐景安（国家体改委）、黄江南。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是重头戏。论文评审组组长为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周其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北京经济学院）、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后来随着来稿踊跃，阅稿队伍又有所扩大。

经过两个月认真的“以文选人”的工作，截至8月中旬，参会代表名单尘埃落定。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正式代表共计124人。我曾对这124名代表作过结构分析。按系统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企业界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人。8月底，整个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准备上山。

风云际会莫干山，不为山水为改革

莫干山会议的正式会期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会议地点在莫干山450号，它原是山上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后遭火损，现已重建。出席会议的除前述124位代表外，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与会者中，浙江省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等；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有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左芳（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阎淮（中组部青干局）、李英汤（中央办公厅）等；此外，还有几位不在上述名单之列但实际上也曾参会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如孔丹（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李湘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秘书）等。为保证会议顺利举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11人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等。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会议讨论的组织和运转，成员主要包括会议的发起、组织等几位核心人物。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任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开幕会上，有关各方相继讲话，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的致辞。王瑞荪说：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

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

我们希望会议能够体现出讲求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贾春峰在题为《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的发言中说：

“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

“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

这番话听后令人深感责任重大，上莫干山不是来游山的，而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拿出真知灼见。

挂牌讨论，七组争鸣

好擂连台，五大成果

9月3日开幕大会之后即进入分组讨论，共分七个组。七组议题几乎覆盖了城市改革各大命题——当时改革的重点，成为会议的“骨架”。

第一组——宏观组，主要讨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热点”的问题：价格改革的基本战略；

第二组——企业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聚焦国企改革；第三组——开放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这也是我本人所在的组；

第四组——流通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功能；

第五组——金融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

第六组——农村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

第七组——理论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政府经济职能等。实际上，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们围绕改革的各种决策需求，从改革理论和实践思路的供给角度提出建言。会议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上述每个组里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并由在该领域素有研究的青年学者或专家来当组长，而并非看其身份或资历。这样，这些人能够在讨论中发挥好组织、引导、总结等作用。分组讨论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会上不准念稿，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开门见山、各抒己见，讨论激烈时还出现“抢话筒”现象，现场颇为“热闹”。会风方面，莫干山会议的一大发明是“挂牌讨论”。任何人都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并陈述理由，只要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如“本组定于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的告示。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还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风自由、开放、平等，各种交流、“打擂”频繁，因此尽管有组别之分，但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可把莫干山会议研讨的内容及其对决策的贡献归纳成五大议题和五大成果。第一，价格改革：“放调结合”成为最大亮点。莫干山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中国开始从农村改革转入城市改革，想要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首要问题是价格改革怎么办，这也是当时中央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恰在1984年9月上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并且目前国内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显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对如何进行价格改革提出了巨大的“决策需求”，而对“供给方”——在莫干山上的年轻人而言，“价改向何处去”也成为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并从而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在“山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主要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对于“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这一点，与会者均有共识。二是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一种主张是“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则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这也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

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即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为主，同时放开一部分小商品的价格；

二是主张“以放为主”，即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价格，政府则主要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商品进行调节；

三是主张“调改结合”，这派意见是在“调”“放”激辩的背景和过程中产生的，主张调放结合，双轨运作，并行不悖。

上述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田源、张维迎、华生与何家成等。
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各方讨论意见为基础，专门撰写了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改革思路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可以说是“上（中央决策层）下（各方建言）结合”的成果，而这其中也毫无疑问凝聚了莫干山上的集体智慧结晶。第二，对外开放：以扩大开放倒逼全面深化改革。除了价格改革激辩之外，还有一组讨论也十分活跃，这就是“对外开放组”，笔者当时在该组。当年该组被戏称为“当代洋务派”，实则赞其有国际视野、开放意识强之意。加之多数组员此前曾对深圳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做过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因此讨论的焦点已不拘泥于要不要扩大对外开放，而是如何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的战略。如果说价格改革是从国内经济体制入手的“内生性”变革思路，对外开放组则可被视为是“外生性”的改革思路，其背景是对小平同志1984年春在深圳特区视察时进一步扩大开放思想的呼应。

 对外开放组由朱嘉明主持，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与会代表就如何使中国自南向北沿海地带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有机结构与系统”提出了建议，例如“东部沿海城市的开放战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其建议的主旨是结合各沿海开放城市及其内部的经济开发区的自身优势来进行战略铺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地域开放大系统。二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会议讨论后形成了《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先导 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综述（实际也是一个总体方案）。该方案的价值在于，其视野没有局限在沿海几个城市怎么开放的问题，而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以沿海城市的开放来推动我国全方位开放和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亮点有二：

（1）“先导”论。强调以东部沿海城市的开放为先导，来带动整个中国的开放；

（2）“倒逼”论。以全面开放来推动（或者说“倒逼”）全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

经大会领导小组研究后，对外开放组这篇综述作为《会议情况》第一期印发，可见这个议题的分量，也足见该组在会议上的活跃程度。
三是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就这一点会上展开了“梯度推移”理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

“梯度推移”（以上海的部分朋友为代表）主张：由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先行开放，先从海外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资金，然后再将这些先进的技术、经验依次向中部、西部推移；

“反梯度”（以内蒙古党委研究室郭凡生等为代表）则主张：在当前世界经济密切广泛联系的大形势下，搞梯度推移已经不合时宜，可以直接将其引进到中西部地区。

在这两种意见得到尽情表达的基础上，组长朱嘉明在专题报告中指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
   第三，农村改革：以农促城、城乡互动。在“山上”，对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的讨论比较深入且居于前沿。其中原因，一是时势使然。会议之前，以联产承包为特征的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突出进展，同时面临下一步农村改革何去何从的新形势，迫切需要在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思想认识和解决办法。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二是会上主要成员来自“九号院”——当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决策研究团队中堪称“翘楚”的一股力量。该组的讨论始终围绕“供决策参考”展开。讨论在三个议题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首先，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的判断。讨论后认为：现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已经连续几年，而城市和大工业中长期受到束缚和掣肘的巨大生产力也开始释放，因此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两股能量合流，将农村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改革中的新战略与城市工业化相结合，相互激发以实现以农促城、城乡互动。这也是“九号院”青年学者由“村”进“城”研究整个国家宏观战略开始的标志。其次，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这一点上的首要问题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上提出应改变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建设新型粮食流通渠道和粮食部门经营模式，也就是要把市场因素引进到粮食流通体制中来。再次，变革农村产业结构。会上提出：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下，现在农村里已经不光有农业，还有工业、服务业，因此需要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即使农业，除了发展粮食作物以外，还要发展多种作物，以优化农作物结构。讨论成果最后由王岐山、周其仁执笔完成题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报告并报中央。3个月后，1985年刚开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进行第二步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改革”。

第四，金融改革：主张建立“资本市场”。金融组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颇为积极，这也是本次会议触及的较为敏感和富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从议题设置来看，该组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入手，重点讨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问题，随后即进入开放金融市场所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六年后，直到1990年，新中国第一个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正式创办。当时在“山上”年轻人提出“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设想，令人耳目一新。

第五，国企改革：聚焦自负盈亏。与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相联的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的改革。会议组织者在确定选题时意识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唯有此，才能对价格信号和国内外市场作出理性反应。围绕此问题，讨论中较有进展的要点有三：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会上就此明确提出以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作为改革目标。二是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围绕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带有过渡性、阶段性的改革措施——“利润留成”，可让企业（作为经营者）和国家（作为所有者）进行利润分成。针对此方式未触及企业所有权问题，有论者提出了转变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实行“股份制”的建议，主张吸收非国有资本（异质产权）或者其他国有企业的资本（同质产权）来搞股份制。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针对这个一直是国有企业“禁区”的话题，这次会上则突破性地提出：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么企业既要“负盈”，也要“负亏”，“长期亏损怎么办”？该破产就破产。企业自负盈亏这个题中应有之义，被鲜明提了出来（紧接着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案例出现于中国东北）。除上述议题外，莫干山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以及基本理论组讨论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等。可惜对于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以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如浙江大学姚先国提交的《社会主义劳动基金的两重性与我国工资改革》等），没有顾及讨论，有点遗憾。

铭记莫干山，承传精气神

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和价值，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为中央改革决策献计献策。具体方式，一是“传”，二是“写”。“传”指的什么？莫干山会议期间，有两位“神秘人物”曾“秘密上山”。这两位并不在我保存的180余位与会“名单”之列。在会议期间一天傍晚时分他们坐车上山，约集部分会议代表座谈讨论，参加者有王岐山、马凯、周其仁等等，随后带着大家的讨论甚至是辩论意见和会议简报等文字材料连夜下山。事后知道，他们分别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孔丹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秘书李湘鲁。多年后，孔丹曾在我参加的一次会上说：

“当时，劲夫同志正好在‘山下’——杭州，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调研。我和‘山上’开会的一些年轻朋友熟悉，于是就自告奋勇上山‘打探消息’，下山后立即向劲夫同志汇报。劲夫同志听后很感兴趣，不久就在杭州约见了会议部分‘主力’成员。我当年摸黑上山又赶着召集开会，会后已经是后半夜了，立即下山，所以连莫干山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这是“传”。孔丹和李湘鲁“临门一脚”起了很大作用。“写”，指的什么？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根据讨论的情况，由会上几位“主力”成员（包括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蔡重直、田源、华生、杜厦等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经过几天“连轴转”，于9月15日完成八份专题报告（包括《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并派代表向张劲夫做了汇报。张劲夫听后于9月20日首先批示：

“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

“‘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

    第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走向深化。莫干山会后不久，《经济日报》从9月25日到10月11日接连开辟五个专版，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为主题选登了会议18篇理论文章。9月25日，两篇：郭振英《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吴克《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9月28日，四篇：常修泽《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郭凡生《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陆丁、张一宁《引进外资引力何在》；9月29日，三篇：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10月4日，三篇：张宝通《联产承包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张太平《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王长远《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10月11日，六篇：郝一生、杜厦《搞好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配置》，夏禹龙等《借鉴特区形式，开发新兴工业》，朱嘉明、何伟文《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金岩石《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沈水根《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等。这些涉及改革发展重要理论问题的会议成果，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正在起草和讨论之时，排炮般密集火力发出，打开了对改革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等。随后，另有更多青年经济学者积极发表文章阐释观点，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热潮。其带来的新鲜的思想空气，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三，促进中青年经济工作者队伍的成长。回过头看，莫干山会议作为改革开放一个有代表性的新生事物，对“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崛起起了助推作用。首先，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视下，一批中青年在会后进入改革的决策或研究部门一显身手，为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国家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吸纳部分“上山者”（如刚从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张维迎）参加。除中央外，地方政府也注重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例如莫干山会议之后，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省长何竹康专程到北京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组成河南咨询团，团员包括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在汪道涵领导下，委托经济日报社组成“上海经济工程组”（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咨询顾问团）。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四人——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和我有幸应邀成为组员，研究上海的振兴与发展方略。其次，直接催生《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根据莫干山会上商量的意向，会后不久，由中青年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刊。这家民间学术刊物以京津沪为核心，聚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力和活动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也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再次，促进新人才进一步涌现。1985年4月，参照莫干山会议模式召开的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笔者受命担任论文评审组组长，与另一组长金岩石等十几位青年学者一起，在《红旗》杂志社地下室招待所内精心审稿，从2615篇论文中选出125位作者。与会者有30多位近三成作者是参加过莫干山会议的“双连冠”，包括马凯、田源、贝多广、卢健、孙鸿武、刘安、朱嘉明、华生、李克华、李罗力、李剑阁、李晓西、杜厦、时正新、何家成、陈申申、陈晓梅、周其仁、张钢、张少杰、张向荣、张宝通、张维迎、周小川、金岩石、郝一生、杨海田、郭凡生、高粱、夏小林、徐景安、梁秩森、黄维德、常修泽、蒋跃、楼继伟、蔡重直。其余七成多代表则是“新人”，如马飚、马建堂、王战、冯仑、刘伟、朱民、卢中原、宋国青、李江帆、李维森、沈骥如、吴晓求、卓勇良、洪银兴、陈宗胜、陈琦伟、逄锦聚、唐杰、郭振英（论文入选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本人未“上山”）、郭树清等（以姓氏笔画为序），上述入选论文后来被收入论文集《腾飞的构想》。我想，这里的“腾飞”除了指国家之外，又何尝不是指与会每个人事业的“腾飞”呢。

第四，形成一代“莫干山”式的新文风、新会风。中国长期存在 “官本位”“等级制” “唯学历论”“关系学”等社会陋习，以及“念稿式”的僵化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莫干山会议采取“以文选人”“几不讲”的做法，向长期存在的上述僵化风气提出了颠覆性挑战，这些唯才是举的做法为千万“草根”有为青年打开了上升通道，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选人机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自由讨论、“挂牌讨论”等做法，鼓励学术争鸣，注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股追求真理的会风对于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莫干山会议与会者、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在《理论界，一股新风扑面来》中所说：

“当我听到那些富有哲理和激情的发言时，阅读到那些来自改革第一线的调查报告时，似乎有一种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

有人问什么是莫干山精神，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时代担当的精神，第二是改革创新的精神，第三是自由争鸣的精神，这些都是莫干山会议的宝贵财富。
2012年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发起并组织了六届新莫干山会议，用实际行动将莫干山精神予以延续，我也参加了2012、2013、2014和2017四届新莫干山会议，颇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而今，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时代，衷心期待当年“莫干山”的这股精气神能得到传承和弘扬。

口述者系1984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兼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