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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的历史意义

发稿时间:2021-08-30 16:07:20   来源:《光明的摇篮》  

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1918年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毛泽东在文学院门口见到陈独秀,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毛泽东谈及自己曾多次拜读他的文章,并抱着尝试的态度,给《新青年》投稿,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这引起了陈独秀对他的注意,特别嘱咐毛泽东有时间就去找他。这次短暂的谈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曾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文末,毛泽东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被捕以后,声援的人很多,但是喊万岁的似乎仅此一例。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他如此说,因为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一批英杰,包括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历尽艰难、坚忍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陈独秀说,他们奋斗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泽东在内。依陈独秀那种胸无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会由衷欣赏这位比他小14岁的后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会溢于言表。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陈独秀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汪原放回忆: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则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帐册上均有原始记录,往来帐目都未结清。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帐册都已经散失了。

      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毛泽东成为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陈独秀于1927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位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逝世。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多次谈到陈独秀:

19423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4年,毛泽东曾因为没能将陈独秀挽救会党内而感到惋惜。还在1937年底,党中央曾尝试将陈独秀挽救回到党内,前提是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刊物上诬称陈独秀做了日特汉奸,接受日本津贴。陈独秀对此反应激烈,愤而驳斥,导致两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44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

    “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他还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5421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1945524日,毛泽东在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一直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