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6日，距离一战结束才过5天，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能取得胜利，不能忽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的贡献。他由此大声疾呼“劳工神圣”。

虽然在蔡元培的眼里，“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但这个口号无疑给予一战华工以高度的历史评价。在此之前，华工以及华工所代表的下层劳动者几乎从未得到过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誉。在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蔡元培的手书大字“劳工神圣”刊载于《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上。当时的《新青年》已逐渐呈现出社会革命的历史转向特征，“劳工神圣”这一符号开始具有更为明显的阶级色彩。

劳工是英文Labor的中文翻译，一战中国劳工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Labor Corps（CLC），法语为Corps de Travailleurs Chino。在一战前后的国际语境中，对劳工更为经常性使用的称呼是“苦力”（coolie），它不但在日常口头使用，也频频出现在协约国的官方文书中。根据加拿大学者毕安国的考证，coolie这个词在17世纪已开始使用，指干体力活的劳工，特别是亚洲劳工。到19世纪末，该词更增添了贬义色彩，“有关亚洲苦力的形象，成了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文化中抹不掉的组成部分”，而中文语境中，“苦力”两个字，表示“艰苦的工作”。虽然一战华工从整体上属于契约劳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华工受到殖民压迫和劳动剥削的历史处境。不仅如此，“苦力”这个词还附加了一些殖民主义者对待（半）殖民地人民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一战后期，有关华工的“坏故事”在法国北部和整个弗兰德斯广泛流传，很多其他移民或军人干的坏事也被安在了华工头上。法国学者菲利普·尼维特和帕特里斯·马赫斯尤认为，这来自于当地居民对外来者的一种敌意。这种敌意跟当地居民对英军的不信任以及对外来者造成“威胁”的感觉有关。从语境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其实是当地居民战后恐慌和焦虑的一种投射，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外来人群就被想当然地成为承担所有恶行的舆论牺牲品。

在官方档案资料和当地民众针对华工的记录或传说中，混合了大量复杂、相互矛盾的叙述，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必须警惕任何一种整体性的污名化的倾向，认真辨析其中涉及的管理、文化差异和具体语境，而抗争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目前可见的资料中，绝大多数的华工斗殴行为均是因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既包括来自欧美群体的，也包括来自华工内部的。

华工事务专员李骏在报告中，记录了大量在法华工因不满待遇问题而罢工的事件。在比利时霍伊弗兰韦斯特英国军人墓地埋葬有死于1917年圣诞节的三位直隶华工：文安县吴恩禄、宁河县张鸿安、沧州张治德，根据档案记载，这三位华工因与新西兰军人发生冲突而被枪杀。据华工陈宝玉回忆，驻法国昂得瑞克期间与当地人民相处融洽（与顾杏卿描述的情况一致），但遭遇美国士兵的歧视和挑衅，最后导致一场斗殴，双方多人受伤。英方对华工的管理参照的是军事条例，往往非常严苛，不少华工因为受不了军方的虐待而出逃或引起群体哗变，大多数类似事件都遭到残酷镇压，有些华工也因此在反抗或连带的命案中被判处死刑。

“缺乏教育”也是推行华工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华工最初的看法。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客观的，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一些华工从底层社会带来的恶习，但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本质论的国民性问题。随着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基督教青年会对华工教育的参与和贡献——虽然后者参与华工教育的时间不长，不能做过高评价，但这些参与者仍然真实感受到了华工迅速的成长和变化。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傅葆琛看到了华工的多才多艺、有效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创造力，联系到他们对民族、国家所作的巨大贡献，因此称他们为“无名英雄”。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文化、识字教育起一定作用，战场上和劳动中的集体组织、养成训练也起一定的作用，强烈的外部刺激和切身经验推动了这些“无意识的贡献者”或者被役使的“工具”，逐渐转变为“有自觉意识的国民”。张邦永在回忆中讲到的一个叫张彦彬的华工就很具代表性。张彦彬本来是教书出身，身上还有些拳脚功夫，平时被人称为“先生”，但就是死活不肯让人剪辫子。随着战地劳动过程中维权斗争的激化，工人们越来越紧密地团结起来，“先生”也逐渐成为工人们谋事的“主心骨”，反抗斗争取得一次次的胜利。经过与翻译张邦永讨论民族身份的问题之后，头上的辫子也在某天晚上被他自己悄悄剪掉了。连张邦永也不由得对这位“先生”萌生出敬意。

华工教育不只是自上而下或者由一些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华工的自我教育也不容忽视。其实在华工群体中有为数不少的像张彦彬这样的“先生”，比如孙干、马春苓、蒋镜海、杨叙之等，他们较早地具有了朴素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自觉，并影响了周围的华工。

从外部环境来讲，华工形象的提升也有“时势造英雄”之意，英法官方随着战争的推进对华工的称谓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1917年8月19日法国殖民地劳工处的官方信函中，就将华工称作“协约国成员国的国民”，他们“响应号召，自愿来到法国，支持协约国的共同事业，他们努力工作，为保卫国家而贡献力量”，“对他们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礼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们侮辱、虐待”； 在死亡华工的丧葬安排上，英国也同意了将华工与本国士兵平等对待的建议。随着战争的胜利，华工为中国争得战胜国地位这个观点已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间获得广泛认同。

晏阳初对华工的看法体现了一种具有标志意义的创造性转义，他说：“与苦力相处，这才知道苦力的情形，知道苦力的‘苦’和苦力的‘力’，他们的体力固在吾人之上，而智力亦不在吾人之下，所不同者，只在教育的机会。”具有西方留学经验的晏阳初显然了解“苦力”的初始语义及其背后的殖民主义生产机制，因此他的创造性转义最首要的贡献应该是重新赋予劳工以一种普遍的人文意义。

这种人文意义的实现经过了去殖民化和去工具化的意识形态超克过程，而只有建立在“普遍的人”这个层次上，才能产生人类的同情，即感知到苦力的苦；也只有建立在“普遍的人”的层次上，才能克服他者化的排异反应，将工具化的苦力还原为具有成长性的生命个体。至于“力”的培养和激发，192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兴起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生动诠释了华工教育承载的将四民百姓改造成为强健明智、有益社会的新国民的知识分子理想。华工政治参与能力的培养也包含在这种理想性构想之中。

与蔡元培同期发表演讲的李大钊，在肯定了“劳工主义战胜”的基础上，更强调了从俄国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在这个新潮流的革命发展中，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李大钊把劳工作为进步阶级的观念，有着更为具体、明确的国际劳工运动和俄国劳农党革命的背景，这相比较泛劳动主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但毫无疑问，也共享着由一战劳工价值提升而来的尊重劳动者、反对游民懒惰和不劳而获等观念共识。

可以说，正是由于华工首次大规模以正面形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有组织地参与国际、国内劳工抗争活动，也标志着中国劳工解放运动的真正开端。但长期以来，一战华工的神圣往往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象征，几乎所有归国华工都没有再获得与“劳工神圣”相匹配的优待和回馈。在国际语境中，神圣还可以被翻译成sacred，它和牺牲（sacrifice）这个词具有同源性，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转译“劳工神圣”，似乎又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