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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有哪些独特传统民俗

发稿时间:2019-03-18 10:04:4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仲富兰

  说起江南民俗,首要问题就是对“江南”的溯源与定位。其实,倘若一味执着于江南的地理概念,就如同剑走偏锋、作文偏题,做事情不得要领。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将“江南”只理解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应理解成一种文化地理的概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陕西渭南人,却与江南有着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苏州与杭州堪称江南的杰出代表,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繁华富庶之地,那道著名的“白堤”仿佛还在诉说白居易为官时的功德。直到今天,中国人形容某地富庶时,依然会用“江南”来形容,如“塞上江南”“塞外江南”“赛江南”等。

  不独白居易,唐宋时期的第一流诗人、第一等画家都曾有游历江南的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江南山水、文物风流的创作。正是这些创作,实际上建构和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的风土人情是别有风情的,但如果没有像李白、吴道子、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文人骚客的歌咏、描绘,就没有世人向往的江南文化。他们异口同声地吟咏、描绘江南美景和美色,也异曲同工地向世人展示了江南文化的美妙。

  水是最可辨识的因素

  江南各地,几乎都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江南是水做的”。这句俗话指出了江南文化与水的渊源关系。

  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是江南的灵魂,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江南河流纵横交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塘,形成了江南秀美的灵气和景致。

  江南不仅水系发达,而且水还是江南最可辨识的因素。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多靠舟楫,建房时也巧妙地利用水,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的迷人景致。

  有水就有桥。唐代大诗人杜荀鹤写过一首歌咏江南小桥的诗:“君到姑苏里,人家尽枕河。古窗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当时,仅苏州城内的桥就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之说。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百二十九座。江南之地的桥梁之多,似可窥见一斑。

  已故建筑大师陈从周曾经有“万古名桥出越州”的名句,可谓准确概括了绍兴地理风貌的特点。有了桥,河流纵横的绍兴水乡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相通的山村互通往来,促进了生产发展,改善了民众生活。

  江南地处南温带,湿润多雨、春雨绵绵。五六月间的梅雨,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导致江南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绮丽迷人。

  特别是春雨,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才子佳人流连忘返而又最生心仪的景致。烟雨江南、秦淮红楼、柳岸兰舟,是人们在品爱饮恨、玩风弄月时的最好情韵。

  春雨的丰沛,还使得江南春天不仅色彩丰富、生意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无穷。发生在江南的许多动人故事,几乎都与春雨有关。最为著名的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不正发生在春雨时节吗?

  水乡服饰实用价值较高

  根据我对于苏浙沪皖民俗事象的基本概括,江南传统民俗可归结为16个字:“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它们构成江南传统民俗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才派生出其他习俗和文化特征。

  先来看“饭稻羹鱼”。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指的是江南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道出了江南饮食民俗的特点。

  江南是中国稻作生产的起源地,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江南民众素来就有“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蓄而藏”的习俗。春秋时,吴越稻谷的产量已经很大,“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在苏锡常、杭嘉湖乃至宁绍平原,皆有天下“谷仓”之称。

  江南地区的民众一般都有嗜爱米食的情结。《阅世编》中记载:“一种曰香粳……味香尤美,较盛于穿珠稻。”当地的糯稻,有金钗糯、赶陈糯、小娘糯、矮儿糯、芦黄糯、洋须糯、乌须糯、羊脂糯等诸多名色。

  悠久深厚的稻作经济,对江南民众的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江南民众在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上的浓重稻作文化特色。

  吴越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则是大量的水生动物、陆栖动物。《史记》载:“楚越水乡,足爆鱼鳌,民多采捕积聚,捶叠包裹、煮而食之。”《盐铁论》云:“越人美赢蚌,而简大牢。”《淮南子》说:“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博物志》指出,“在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鱼、鳌、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躁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各种鱼类及螺、蚌、鳌、蛤、龟、蛇等皆是江南人喜爱的食品。

  江南人除了喜食熟食之外,也好生食。以盐卤、酒糟制出的食物风味独特,至今仍是人们喜欢的食物。

  接下来看“桑麻遍野”。在太湖流域周边考古遗存中,既没有古代棉花的实物遗存,也没有典籍中的“棉”字出现。中国古时只有“绵”字,专指丝绵。“葛”是古代先民用来编织遮身御寒之衣的材料。《诗经》云中的《葛覃》《采葛》《葛生》等都提到了“葛”;《韩非子》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指的就是这种衣物。从这些典籍记载可以推断出,葛是先秦衣物最普通的原料。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表明当时蚕桑丝织业发展已相当普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发现有细密的平纹绢和菱形图案织物的印痕。《史记》中也记载了“嫘祖始蚕”。《诗经》里《大雅》和《豳风》《秦风》《卫风》中均出现有关桑、蚕及丝织的诗句。在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5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现说明,早在5000年前江南地区就已饲养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物。

  中国人用“麻”作为衣着原料,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考古遗存证明,大致在距今7000年前,太湖及周围地区的江南先民便懂得对麻的利用。在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用麻搓成的绳索。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利用麻的线索之一。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何时种植棉花,现在很难考证。从文献记载来看,木棉北上的途经路线是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年。到13世纪中叶前后,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淞沪地区的植棉业,应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元明之际,是棉业由边疆向中原推进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国人衣被主要原料由棉花逐步取代丝麻的时代。棉花与纺织业的革新进步,推动江南服饰习惯的更新。经过江南民众的筛选,最终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服饰。特别是,适合妇女的穿戴,尤其适宜于水乡生产劳动,实用价值较高,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服饰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变化和更新,形成了具有水乡地区审美的传统特色。

  水乡居住环境丰富多彩

  再来看“粉墙黛瓦”。江南原住民的住房很有特点。早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这里的先民就懂得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与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差异。在黄河流域,早期人类住房是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的地穴遗存就是证明;河姆渡出土的却是大量的木质干栏式建筑构件。

  虽然在江南也曾发现过一些半地穴居式地面建筑,但为数很少。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为广大江南民众所采用。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居、北溯穴居”的南北之别。

  吴、越立国后,都不遗余力地修筑城池,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城内建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内还有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榭、廊。这些不同形态、不同用途的建筑反映出吴越建筑的多样性,但仍以干栏式建筑为基础。

  随着城市的建构和社会的发展,江南民居呈现出新的风貌和特色,塑造和演变成极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在单体上以木构一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为适应江南的气候特点,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院落;构造为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同时,水乡多河的环境又催生了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水乡居住环境。

  最后来看“舟楫代步”。江南各地,河湖港汊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造就了发达的舟楫与船业。从大的格局来看,江南以太湖为腹心、以运河为通道、以长江为走廊、以大海为依托,同水相依为命,与船相托为伴。江南的交通工具以舟楫为主,江南民众“以舟代步”是很自然的习俗。

  《越绝书》记载,越民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当时用船就较为普及。“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等记载,更是直白反映了江南民众出行具有与北方不同的风格。

  历史上,江南民众善造舟、善用舟。江南水军在水面上能战善打,作为一个传统习俗一直保持下来。从吴越水军到三国孙吴卫温的船队,从唐高僧鉴真的东渡到明郑和的七下西洋,直到近代江南造船厂的出现……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江南民众对水的利用。

  在现代交通工具萌发之前,船是江南水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加之家家面河、户户临水,人们出门就是河、抬脚得用船,远远近近都可用舟船往来,大小船只在河面上穿梭往复,一派繁忙的景象。这极大地刺激了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与进步。

  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皇帝御用的“大龙船”……江南各地的人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船,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船文化,承担着城乡间的资源转运、人文交流等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