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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人学"背景

发稿时间:2018-06-14 14:15:22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杨波

  日本著名的学者池田大作先生曾写过一本书《我的人学》,他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她是‘人学’的宝库。”并特别提到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人学”宝库的重要代表。“人学”是致力于人的探索,而《史记》作为开创纪传体的中国第一部正史,以人为主体,为后世正史树立了标杆,指明了方向。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由五体构成,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52万余字。《史记》所述历史内容表现的社会结构,以人为主体,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首次体现历史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史。《史记》全书,记载了4000多位人物,立传人物100多位,五体中记载人物篇目达112篇。其中有帝王将相的传、哲人的传、滑稽的传、游侠的传、货殖的传等等,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充分展示了社会的全貌,是留给后世以资借鉴的“人学”宝库。

  众所周知,司马迁作《史记》是直接效法孔子,是以《春秋》为学习榜样的。但是孔子作为春秋时期人,他所作的《春秋》是编年体的史书,是以记事为主,孔子本人也宣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而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以人为主体,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春秋时期,虽然面临礼崩乐坏的诸侯混战局面,但是社会主导者还是贵族阶层,而作为平民百姓是难以彪炳史册的。而孔子也只是“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这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社会背景。

  经过秦末社会大变革后,西汉政治开创了布衣将相之局,刘邦和许多开国功臣都是出身低微的农民。刘邦父兄都是种地的农民,周勃是吹鼓手,樊哙是狗屠,萧何是刀笔吏,韩信是无业青年,黥布是囚犯,这样一群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登上了治国舞台。民众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原来人世间的一切是由人创造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正是西汉达到鼎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开疆辟土,励精图治,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于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整个国家不论血统贵贱,资历深浅,门第高低,一律唯才是举。人们的潜能被挖掘出来,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可谓“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在这样一个个人意志高扬的时代,任何人的力量都不可轻视,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扬名青史。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曾感慨地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一个普通人要想让自己的道德、名声流传于后世,这其间如果没有历史家的记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要把这些普通人写入《史记》,让他们的道德、声名也可以流传后世。这是《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的社会背景。

  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客观因素,司马迁所受教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主观因素。《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错综交织的产物。综观《史记》的“人学”背景还有许多,难以一一赘述,这里仅是择其要者而言之。■